新闻出版总署、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新闻出版总署 财政部
新闻出版总署 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闻出版局、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局、财务局、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各相关中央直属企业：
为鼓励支持优秀的公益性出版物出版，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现将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08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申报，请遵照《2008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申报指南》办理。
新闻出版总署 财政部
二ＯＯ八年十月八日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繁荣发展我国新闻出版事业，鼓励支持优秀公益性出版物出版，确保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以下简称“资助项目”）科学管理、规范实施，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出版基金由国家设立，用于鼓励和支持优秀公益性出版项目的出版。
第三条 国家出版基金主要来源是中央财政拨款，并依法接受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第四条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对象是坚持党的出版方针、政策，对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和文明进步产生重要作用的涉及古今中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门类和多种媒体形态的优秀公益性出版项目。
第五条 资助项目的确定，遵循“自愿申请、公平竞争、专家评审、择优立项”的原则。
第六条 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相当于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行政职务，具有较高学术（专业）水平，在学科（行业）具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能够认真、客观、公正、廉洁地履行评审职责。
第七条 资助项目的出版物应在显著位置标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字样。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八条 新闻出版总署、财政部组成“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负责审定国家出版基金管理规章制度，资助项目及资助金额，决定与国家出版基金管理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等。
第九条 基金委下设“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基金办”，暂设在新闻出版总署财务司），负责起草资助项目申报指南，负责建设、使用和管理出版基金专家库，组织资助项目评审、检查、绩效考核，受理资助项目的投诉举报，负责国家出版基金经费管理，资助项目实施和资助经费使用监管，完成基金委交办的工作。
第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以下简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区所辖出版机构申报资助项目的审核、汇总、上报，资助项目的质量监管、年度检查和结项验收，承担基金办委托的其他工作。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直属事业单位，全国人大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以下简称“中央主管部门”），各中央直属企业负责本部门、本系统出版机构申报资助项目的审核、汇总、上报，资助项目的质量监管、年度检查和结项验收，承担基金办委托的其他工作。
第十一条 项目承担机构负责资助项目的具体实施，并按规定管理和使用资助经费。资助项目承担机构法定代表人对资助项目的管理及资助经费的使用承担直接责任。
第三章 范围与分类
第十二条 国家出版基金主要用于对不能通过市场资源完全解决出版资金的优秀公益性出版物的直接成本补助。
主要资助范围包括：
1．具有相当规模，代表现阶段思想政治、文学艺术、科学文化最高研究水平的出版项目。
2．具有填补某一学科领域空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出版项目。
3．具有重要思想价值、科学价值或文学艺术价值，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及时反映国内外新的科学文化成果有重大贡献的出版项目。
4．具有很高史料价值，集学术之大成的出版项目。
5．对维护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具有特殊意义的出版项目。
6．优秀盲文、少数民族文字出版项目。
7．优秀“三农”、未成年人读物出版项目。
8．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的出版项目。
9．国家委托的重点出版项目。
10．其他优秀公益性出版项目。
第十三条 凡属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等各种财政性基金或财政专项资金资助范围内的出版项目，不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范围。
第四章 申报与确定
第十四条 基金办每年10月31日以前发布下一年度资助项目申报指南。出版机构按照申报指南申报资助项目。
第十五条 资助项目的申报条件和要求：
1．资助项目申报机构必须是经国务院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正式批准的合法出版机构。
2．资助项目申报机构必须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管理水平和出版业绩，具备完成资助项目的能力和水平。
3．申报资助项目应当提交《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申请书》、著作权人与出版单位签订的该项目出版合同（出版单位拥有该项目著作权的，可不提供出版合同，但应做出文字说明）及出版物样稿（或样张、样盘、演示盘等）。暂时无法提供样稿的出版项目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并提供可行性研究报告。
4．每个出版机构一般每年只能申报2个资助项目（含联合申报项目），并且只能承担1个资助项目。出版机构有未结资助项目（含联合申报项目）时，一般不得申报新的资助项目。丛书或其他介质成套出版物按一个资助项目申报。
5．联合申报资助项目，应当明确主申报机构和其他申报机构及各自承担的主要工作内容和责任，主申报机构应当是项目的主承担机构，各申报机构必须符合本条第一款的规定。
6．资助项目申报机构应当从实际出发，编制科学合理的项目总预算，结合预计发行收入，提出合理的项目资助金额申请。
第十六条 地方出版机构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中央级出版机构向中央主管部门或中央直属企业申报本年度资助项目，不得越级申报。
第十七条 资助项目经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后，由基金委审定。具体确定的程序是：
1．初审。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中央主管部门和中央直属企业（以下简称主管单位）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和第十五条规定，对出版机构资质和申报资料进行审查，并于每年3月31日前将审查合格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申请书》、著作权人与出版单位签订的出版合同（或出版单位自有著作权说明书）和出版物样稿（或样张、样盘、演示盘等）或可行性研究报告（不能提供出版物样稿的）及《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申请汇总表》报送基金办。
2．复核。基金办对通过初审的申报单位资质及报送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合理性进行复核。合格者，进入评审程序。
3．评审。专家组对进入评审程序的项目进行评审，确定拟资助项目和拟资助金额。
（1）初评。基金办按照申报项目的专业分类，以随机抽取的方式从出版基金专家库中抽取若干名专家，分专业组成初评专家组。初评专家组对本专业申报项目进行评审，确定进入复评程序的项目并按照重要性原则进行排序。
（2）复评。由初评专业专家组推荐的专家代表和其他有关方面专家组成复评专家组。复评专家组对进入复评程序的项目进行综合评审，确定拟资助项目并按照重要性原则进行排序。
（3）终评。基金办以随机抽取的方式从出版基金专家库中抽取若干名出版专业专家、财务专业专家和其他有关方面专家组成终评专家组。终评专家组依据出版行业成本水平、预计发行量及其他有关规定，并根据拟资助项目排序和当年国家出版基金预算规模，评审确定拟资助项目和拟资助金额。
4．公示。拟资助项目和拟资助金额经基金委批准后，于每年5月31日前通过媒体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为15天。
5．公告。公示期满后，经基金委批准，通过媒体对当年资助项目予以公告。
第十八条 国家委托出版项目，基金办可按政府采购规定组织招投标，确定项目承担机构。
第五章 拨款与支出
第十九条 资助项目公告后30日内，基金办应当与主管单位、项目承担机构（或联合申报的主申报机构，下同）共同签订《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协议书》，明确各方权利义务。逾期不签订协议，视为放弃项目资助。
第二十条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协议书》签订后，基金办应在15个工作日内下达首次拨款通知，并按照财政部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规定办理拨款手续。项目承担机构收到拨款后，应在20日内将收款回执送交基金办和主管单位。
第二十一条 当年批准并完成的资助项目，首次拨付资助总额的90%，余款待项目结项验收后拨付。跨年度完成的资助项目，预留资助总额的10%，首次拨款不得高于资助总额40%，其余款项于每年年检合格后，依据年检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和下一年度工作计划核定年度拨款金额，并在每年4月30日前下达拨款通知并办理拨款手续。项目结项验收后拨付预留款。
第二十二条 资助经费应当专项用于资助项目出版物的编辑、稿酬、版权费、校对、排印装、复制、原辅材料及资料购置等直接成本费用支出。
第六章 实施与管理
第二十三条 项目承担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协议组织项目实施，并根据国家财经法规和本办法制定单位资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确保资助经费的使用效益。单位经费使用管理办法送基金办备案。
第二十四条 资助经费核算必须纳入单位会计核算体系，专款专用、单独核算，并完整保留与资助项目有关的会计资料。出版基金全额资助项目完成后，项目经费结余应当退回基金办。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者，项目承担机构须提交书面申请，经主管单位审核后，报基金委审批。资助项目变更审批期间，基金办暂停拨款。
1．变更项目承担机构。
2．变更已批准的资助项目名称。
3．变更资助项目的出版形式。
4．资助项目内容有重大变化。
5．资助项目延期完成。
6．终止资助项目。
7．其他需要审批的重大变更事项。
除上述需审批事项外，其他事项变更需报基金委备案。
第二十六条 跨年度资助项目实行年度检查制度。资助项目的年度检查工作由主管单位负责。
1．资助项目承担机构应当根据项目计划实施情况及下年度实施计划，填制《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年度检查表》并按规定时间报送主管单位审查。
2．主管单位依据本办法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协议书》，对资助项目实施和经费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查，并于每年3月31日前将所辖（或本部门、本系统）出版机构承担的资助项目审查意见（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等）连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年度检查表》书面报送基金办。
第二十七条 资助项目结项实行验收制度。结项验收工作由基金办或基金办委托主管单位负责组织。结项验收工作程序是：
1．资助项目完成后，项目承担机构向主管单位报送《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结项申请书》、资助项目成果各3份，申请结项验收。
2．主管单位接到结项验收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结项申请书》和项目成果各2份以及结项验收意见函报送基金办。
3．基金办收到主管单位验收意见函后10个工作日内就验收组织形式（委托主管单位验收或直接组织验收）函告主管单位。
4．基金办或主管单位组成结项验收专家组，依据本办法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协议书》对资助项目成果进行检查、评定、验收，并出具专家组验收报告。
5．主管单位应在所组织的验收工作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将专家组验收报告、不合格项目专题报告等有关材料报送基金办。
6．验收合格项目经基金办审核并报基金委批准后，由基金办下达结项通知。
不合格项目由基金办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处理。
第七章 罚 则
第二十八条 基金办每年将有重点地检查项目经费管理使用情况，并对部分资助项目进行期中或结项审计，项目承担机构应当积极配合，如实反映情况。检查及审计结论作为续拨经费、评审新报资助项目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九条 项目承担机构违反本办法及国家出版基金其他有关管理规定者，基金办给予批评、通报、向有关部门提出追究责任人责任的建议。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报基金委批准后追回已拨经费，并取消项目承担机构5年以下申请新资助项目资格，涉嫌违法违纪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1．违反《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及其他有关规定的。
2．资助项目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3．有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
4．与批准的资助项目内容严重不符的。
5．多次延期仍不能完成的。
6．严重违反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的。
7．项目申报、评审、验收工作中有行贿行为的。
8．项目结项验收不合格的。
9．其他违法和严重违规事项。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
第三十一条 国家出版基金财务管理按照《国家出版基金财务管理办法》（另行印发）执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绩效考评按照财政部有关绩效考评预算支出管理办法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另行印发）执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评审按照《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评审管理办法》（另行印发）执行。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管理按照《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管理暂行办法》（另行印发）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新闻出版总署、财政部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申请书
2．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资助协议书
3．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年度检查表
4．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结项申请书
5．年度资助项目申请汇总表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牵动着亿万人心，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牛肉膏、三聚氰胺奶粉……，恶之花遍地泛滥，每一次问题食品的曝光似乎都在考验着公众忍受的极限。“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生命权、健康权，关系到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公信力，因此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甚至《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判死刑，此外还设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和整顿，保障食品安全甚至已被写进了2012-2015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上升到人权保障的高度。但遗憾的是，问题食品还是屡禁不止，甚至反而有逾演逾烈之势。公众很愤怒，政府感到很冤枉，这些年明明做了很多工作，但为何却收效甚微？笔者认为，当前问题食品的大规模泛滥，是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日趋分化，道德与自我约束机制失灵，而法治政府与责任政府尚未建立的必然产物。表面上看，食品安全直接涉及法律及法律的实施，是一个执法不严的问题，深层次探究则直指制度和人心，并非简单地通过一纸法令或执法部门的专项检查所能解决，从法社会学角度来剖析是一个典型的“法令不能改变社会”的问题。
一、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一）食品安全的时代背景
1.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当前，我们所处住的是一个大量生产的工业化时代与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社会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与社会进步，但是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农业时代，在农业时代自己可以生产所需的大部分甚至所有食品，或者农业社会的熟人社会信任关系足以保证食品的安全。事实上，今天我们不知道自己每天所吃的蔬菜和大米的农药、重金属是否超标？不知道火腿、罐头是否有毒？因为这些知识已远远超出了普通公众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范围。因此，如果政府监管缺位，食品领域容易发生假冒伪劣泛滥的结果，严重者甚至会陷入“互相投毒”的囚徒困境。[1]
2.全球化背景下小农生产的困境。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数亿的小农被迫卷入市场的洪流。由于自身力量的微薄，大企业压迫小生产者，大型食品企业把成本压力和风险转给农户和下游小企业是普遍的现象，出现质量问题则把处罚风险推向农户和中小供应商。为维护食品价格稳定，我国农产品价格长期被压低。虽然近年来政府为农民提供各种补贴，但被地方政府和大型加工企业集团层层盘剥，利润微薄，利益驱动下的农民一样会“投毒”。[2]
3.消费方式超前于经济水平带来的伪劣商品泛滥。当前是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城市化、大众传媒、广告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传递着“文明的”、“时尚的”消费方式，刺激着公众的消费欲望。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东西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差距悬殊，公众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被“拖拽”进入超出其经济能力的消费（例如，红酒、牛奶等食品），城乡结合部、广大农村遂成为伪劣商品泛滥的区域。
（二）客观上很多食品安全问题并非监管所能解决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所面临的已非一城一池的失守，而是普遍的溃败，有毒食品大规模的泛滥已绝不能仅仅归因于监管不力，因为面临如此的规模，仅凭通过监管来阻却已回天乏力。据学者研究，产生问题食品的原因主要有三种：[3] 1、技术的缺乏和无知引起的食品不安全。如某种添加剂或某种物质，在当下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认为是安全的，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有可能在将来发现这些原本被认为安全的添加剂或物质是有高度风险的。例如，三聚氰胺和瘦肉精最早都曾是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成果，在一些专家对其益处的鼓吹得到了政府认可从而获准推广应用之后，其害处才被受害的公众以及另一些专家揭露出来。2、土壤、水资源污染等人类的行为，通过食物链传递间接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造成污染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带来的困境。改革开放农村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释放出巨大的生产热情，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但这种“公有私营制”的缺陷亦明显，由于承包期短，一些地方还经常调整，“无恒产，则无恒心”以及分散式经营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对土地的过度开发，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的竭泽而渔式的生产模式。第二，由于以GDP为导向的畸形政绩考核机制，地方政府热衷招商引资，一些污染工业在“招商引资”的保护伞下纷纷进军农村，一些农村成为工业污染的重灾区，粮食被污染是必然的结果。3、故意人为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事实上，食品安全并非简单地监管问题，食品监管主要针对的是上述第3种情形，即故意的、人为制造的风险，而对前两类技术风险以及环境污染所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仅靠食品监管部门所能解决的，甚至很多时候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之源。
（三）主观上问题食品泛滥的根源在于权力
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单一的权力万能的思维，出了问题即怪政府没有管好。孰不知公权力往往恰恰就是问题产生的根源，政府扩权，社会空间、市民自治领域必然缩小，管制需要巨大的成本，特别是在民主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管制必然带来权力寻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行政监管越严格，食品卫生问题反而可能会越严重。
1.权力的缺位。首先，谈食品安全问题，首先无法回避“特供”这一长期以来一直隐性存在的制度。我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决定了很多问题必须引起高层的“痛感”和关注才能解决，但“特供”使高层权力缺乏对食品安全问题深切的“痛感”。近年媒体报道，一些政府部门雇人种蔬菜专供机关食堂，这释放出这些政府部门放弃了食品安全严格监管职责的信号。其次，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直接根源在于执法环节，虽然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工商、卫生、质量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等众多执法机构，但由于这些部门的机制、职能并未理顺，其结果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丽满所指出的那样，“立法保食品安全只是纸上谈兵，执法环节落实不了”。
2.权力的越位。（1）权力垄断经济。目前我国整个市场环境非常恶劣，能赚钱的行业大部分已被行政垄断起来，由于缺乏其他良好的投资机会，因此在食品等开放的领域内竞争异常激烈，但是由于高油价及高额路桥费带来高额的物流成本，以及市场的摊位费、超市的进驻费等等，使食品企业经营艰难。为降低成本，同时还要满足消费者对食品的色香味要求，商家不惜添加有毒的添加剂。众多的大小食品企业造假、劣质事件影射出我们经营环境已经超越了底层的生存压力，不造假、不黑心就经营不下去的地步了。（2）税费过重。税费过重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套在经营者脖子上的沉重枷锁。事实上，中国目前可以收取的各种税费如果合法足额交付的话，这个公司或者企业在市场上必然因不堪重负没有竞争力而倒闭，因此偷逃税现象极为普遍，但这又使有关部门掌握了“选择性执法”的“合法伤害权”。近年来由于“金税工程”等税收电子化工程的普遍应用，偷逃税困难了，原税制的高税负问题就凸显了出来，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则为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特别是当前经济持续低迷期间，众多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或处于停工、半停工的状态，政府财政收入吃紧，税务部门遂开始“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实有竭泽而渔之嫌。（3）“罚款经济”驱使有关部门“养鱼执法”。长期以来，一些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财政不全额拨款，要靠“创收”来自行解决，很多监督部门背后，都有一条潜在的执法利益链，这种公权力直接牟利的体制性寻租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罚款经济”。 “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治化”，监管成了牟利的工具，一些行政机关已从“钓鱼执法”过渡到“养鱼执法”，主动担当犯罪企业的“保护伞”，明码标价出售“违法权”，收取“保护费”。 [4]
二、现行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1.治理模式的缺陷。当前，我国在食品安全治理模式上，采取的仍是传统的严刑峻法式立法、运动式执法的模式，这实际上还是一种权力主导的专政思维。这种模式看似严厉、声势浩大，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1）《刑法修正案八》在量刑上对食品造假作了严厉的规定，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立法者意图通过严刑峻法刑法威吓的功能，以期收“毕其功于一役”之效。但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作为理性人与经济人，从法经济学、法社会学的角度，制裁所达到的社会效果，通常适用以下公式，即制裁震慑的力度乘以制裁实际发生的概率，如果被查处的概率较低，那就仍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2）长期以来，以高调的政治口号为符号特征的治理，空洞无物的政策宣传，代替了政府部门探索长效治理机制的努力。行政机关食品安全监管监测手段落后，热衷于传统式、突击式、运动式的检查，监管监测工作不能全程化、日常化。[5]往往一次大张旗鼓的“运动式执法”后，不良企业躲过风头，很快死灰复燃。
2.价值理念的偏颇。长期以来，一直将效率、稳定的价值置于权利、公平、正义等价值之上。我国一直是将“解决十三亿人吃饭问题”作为政绩来宣传的，传统的观念是，解决十三亿人口温饱是个大问题，至于如何吃好、吃的安全是其次。这种观念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例如，（1）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是将该类犯罪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来处理的，并没有充分考虑到食品安全对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危害。（2）立法将“政治影响”、“外部形象”、经济效率等的考量放在第一位，导致事实上内外有别的食品标准。[6]（3）对违法企业惩罚过轻，《食品安全法》虽然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但也仅仅是区区的十倍，不足以惩戒违法企业。在这样的制裁措施面前，一些人作出了所谓的“理性选择”，即造假或在食品中掺入违法添加物。
此外，近年来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一些地方政府只管GDP和维稳，荒废了社会治理。正如笑蜀先生所指出的，“我们的体制框架，可以说主要不是为具体的社会治理设计的，在过去，它是为阶级斗争为纲服务；在当下，它主要是为GDP服务，即主要是为所谓发展服务。”[7]由于GDP是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地方官员纷纷开展GDP锦标赛，将“赢利”放到了首位，一切让位于GDP，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公共治理的职能，对于能为地方政府带来利益的“利税大户”，极尽保护之能事。[8]更为恶劣的是，一旦当地的食品生产企业的问题曝光，当地政府往往却以“维稳”为借口，封锁消息，甚至干预司法审判。由于企业与官员的违法犯罪成本较低，例如2008年那次所有卷入三聚氰胺事件的政府官员和失职的监管人员，行政处分、降级处理者众，但获刑者少，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风头过后一些被处分的官员又被任用而异地为官，因此法律对违法企业、对监管失察者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3、制度安排的失当。据不完全统计，与食品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有100多个，但在监管体制上，多部门、分段管理所带来的低效、扯皮现象一直未有根本改变，涉及到工商、质检、卫生、税收、药监等多个监管部门，这种对公共权力的分割设计，部门之间合作和协作机制的缺失，并没有驱使各监管部门很好地去履行其应有的责任。除了在运动式执法期间这些部门之间会有一些短暂的协作外，我们几乎看不到日常政府治理中常态的合作关系。同样严重的因素还有部门之间的利益争夺。现在，各政府监管部门越来越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主体”，自利倾向越来越严重，它们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有利可图时，相互争夺管辖权；在无利可图时，则玩起踢皮球的游戏。
4、社会被管制的困境。食品安全是具体的社会治理，需要政府、社会、与消费者的共同参与，需要自由的新闻、独立的司法体制，惟如此才能使造假者一经发现即得到及时的曝光受到法律的严惩。事实上，20世纪作为消费者运动的世纪，在西方19、20世纪初亦曾经历过问题食品泛滥的阶段，西方通过消费者运动揭露问题，并逐步通过立法、司法等途径予以解决。但是，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包办一切，事无巨细，政府管了太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务，我国消费者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受到较多的限制，甚至作为消费者组织的消费者协会亦为官方所包办，因此消费者主权的概念无法深入人心，更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兴起大规模的消费者运动。事事依赖政府，但政府不是万能的，甚至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之源，这就是当前所面临的困境。
三、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之道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出现的危机是一种系统性危机，涉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扭转这种系统性的危机，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系统应对，而非简单的严刑峻法或是对政府监管抑或对资本逐利的道德批判，特别是在当前的经济与法治环境下，寄希望生产商血管中流淌“道德的血”更是根本靠不住的。
首先，科学的政府定位。政府是公民契约的产物，其存在仅具有为民众服务的工具性价值。解决食品安全，首要前提是必须取消形形色色的“特供”。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和守夜人，政府必须把基本的社会治理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当作自己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因此必须放弃“发展就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不顾一切保增长”的观念，确立科学的发展观，民众的幸福很简单：生活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增长。因此，在发展问题上，必须回到理性的生存概念，使社会在良性中发展。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与国内食品安全堤坝全面溃败、诸多大超市出售的食品、大品牌甚至“国家免检产品”都已沦陷形成鲜明对照，同样是国内生产，我国出口的食品却鲜见安全问题。[9]由此可见，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泛滥，根本原因其实并不在于食品的生产技术，而在于忽略了社会治理。因此，一方面，应当按照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建立一整套现代国家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和科学行政体制，防止出现权力部门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另一方面，政府地位应当中立，必须从赢利性行业退出，将赢利事业交给社会来做，政府的职责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促成良性市场秩序的形成，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保障弱势人群的基本生存。
其次，建设公民社会。良好的法治环境需要整个社会的密切整合，如果仅靠执法者自身，便意味着执法系统会不断地扩大，执法成本会越来越高。中国的食品监督主要是政府动员的自上而下的执法模式，这种“政府父爱主义”、“政府动员型”模式的运作成本巨大，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更需要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可持续的社会动员。因此，必须建设公民社会，给社会松绑，切实落实宪法所赋予的神圣的公民权利，保障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使国民可以和平、理性地反映政治和经济诉求。
第三，以公民权利为本位。中国商人之所以敢这么黑心，中国人之所以对公共事务普遍漠不关心，直接原因是没有社会责任感。但责任与权利是一体两面，很少有人能够在无权利的社会一直承担自己的责任。公民社会是一个权利与责任对等的社会，公民责任感是建立在公正的法律、执法与司法、公平正义为社会主流的基础之上。因此，政府必须切实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知情权、诉权等合法权利，保障私权，建立强大的私权体系，尤其是强大的消费者主权，保护与支持消费者合法的维权行动。同时，在权利与义务对应的基础上，建立食品行业组织的自我监管的连带责任机制。
最后，具体的法律、政策方面的对策。（1）反思土地“公有制神话”。目前土地公有制度，产权的不明确，“公有私营制”的模式，容易导致以邻为壑“互相投毒”的“公地悲剧”。适时调整土地所有权制度，至少通过严格的立法来保证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是十分必要的。（2）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同时严格对农产品的检验。（3）目前环保领域普遍存在“两高一低”，即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企业从“经济人”自利性出发，缺乏自觉守法的动力，必须修改环保法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惩罚力度。（4）《食品安全法》尽管引入了惩罚性赔偿，但数额仅有十倍的赔偿，应当修改立法，引入上不封顶的惩罚性赔偿。（5）鼓励公众举报食品违法，对举报人身份严格保密，查证属实的给予举报人重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