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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人民政府令

第40号


　　《大连市学前教育机构管理规定》业经2003年12月16日大连市人民政府第1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夏德仁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大连市学前教育机构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学前教育机构的管理，保障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大连市行政区域内的幼儿园、托儿所及其他对学龄前儿童实施教育的机构（以下简称学前教育机构），均应执行本规定。
　　第三条　市及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机构的主管机关。
　　各级卫生、计划、物价、财政、人事、劳动保障、城乡建设、房产、环保等部门按各自职责，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做好对学前教育机构的监管工作。
　　第四条　鼓励境内外组织和个人举办学前教育机构。
　　各级人民政府要重视和扶持偏远、贫困地区及残疾儿童的学前教育。
　　第五条　学前教育机构要坚持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遵循学龄前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及学习特点，关注个别差异，对学龄前儿童实施体、智、德、美诸方面的教育，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
　　第六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严格执行安全防护、卫生、保健制度，保障学龄前儿童的人身安全和健康。
　　学前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当尊重学龄前儿童的人格和权利，爱护学龄前儿童。严禁歧视、侮辱、虐待和体罚学龄前儿童。
　　第七条　学前教育机构规定的学龄前儿童接送时间，应当适应家长工作的需要。
　　第八条　举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登记注册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拟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地点、环境、园舍、设施及布局方案；
　　（二）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出具的学前教育机构《卫生保健合格证》；
　　（三）工作人员任职资格证明及县以上卫生保健机构出具的《健康证明书》；
　　（四）拟办学前教育机构的房产（或租赁）证明及场地使用证明；
　　（五）拟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必备资金证明。
　　联合举办学前教育机构的，还应当提交联办协议书。中外合作举办学前教育机构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办理。
　　第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接到举办学前教育机构的申请之日起30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予以登记注册，核发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登记注册并告知理由。
　　对学前教育机构实行等级管理和年审制度。
　　学前教育机构的变更或停办，应提前3个月到原登记注册机关提交申请，待批准后方可执行。
　　第十条　农村学前教育机构的举办、停办，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登记注册，并报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人员配备标准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其中，幼儿园实行园长、教师、卫生保健人员考核和资格审定制度，建立考核和资格审定档案，人员考核和资格审定情况要及时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对考核不合格人员，要予以调离。
　　第十二条　政府兴办的学前教育机构中具有任职资格证书并被聘任的教师，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按小学教师的标准执行；具有任职资格证书并被聘任的卫生保健人员，其工资、福利等待遇与小学卫生保健人员相同；具有任职资格、岗位培训证书的园长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按小学校级干部标准执行。
　　第十三条　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资格认定、职称评定、教育科研成果鉴定、进修培训、表彰奖励等方面，与政府兴办的学前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享受同等权利。
　　第十四条　学前教育机构推广新的学前教育训练方案、科研项目应经专家鉴定，报市教育行政部门验证。
　　学前教育机构要积极利用有利于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的广播、电视、图书报刊、音像制品、游戏软件、教具和玩具。
　　禁止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的教具和玩具。
　　第十五条　城市新建、改造的居住区应按照国家和省、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和建设标准，规划建设配套的学前教育设施。
　　为居住区配套建设的学前教育设施，必须用于发展学前教育事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损毁学前教育设施。
　　第十六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供水、供电、供热、排污、排垃圾费用按照小学缴费标准执行。煤气按民用缴费标准缴纳。房租按房产部门有关规定缴纳。
　　第十七条　财政部门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地方财政的教育经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学前教育经费。学前教育经费应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八条　举办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坚持谁主办谁出资的原则。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出资人可以依法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
　　第十九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收费标准，属于政府兴办的，执行市财政、物价部门的规定；属于民办的，根据办学成本合理确定收费标准，报市物价部门备案并公示。在收费时要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托保收费票据。
　　政府兴办的学前教育机构收取的托保费应全额上缴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学前教育机构乱摊派、滥收费。
　　第二十一条　对在学前教育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予以表彰或奖励。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三款，由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由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收回被挪用侵占的学前教育设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责令限期改正、停止招生，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登记注册，擅自举办学前教育机构或未经审批擅自关停并转政府兴办的和小区配套学前教育机构的；
　　（二）园舍、设施不符合要求的；
　　（三）教育内容、方法违背教育规律和有关规定的。
　　第二十五条　实施罚款处罚，应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票据，罚款全部上缴财政。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对学前教育机构的管理工作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行政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贪污犯罪规律初探


在我国，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由于这种犯罪在犯罪主体上具有公职人员身份的特定性，在犯罪属性上具有以权谋私的滥权性，在犯罪心理上具有求无厌足的贪婪性，在犯罪对象上具有损害国家物质基础的公益性等特征，这就决定了这一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中外历史事实说明：轻者，表现为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腐蚀公职人员队伍，损害国家机关声誉；败坏社会风尚，诱发各种犯罪。重者，表现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结构式腐败，甚至导致整个政权肌体的腐朽堕落，亡党亡国。所以，贪污犯罪是弄权谋利的政治腐败现象的重要表现之一。

追求物质利益，属于人的本性。国家公职人员要追求物质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其中大多数人把自己的牟利行为节制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少数人则会走上铤而走险，践踏法律，贪婪无度的犯罪道路。更由于贪污犯罪是一种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无本万利"的获利行为，故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和刺激性。所以，贪污犯罪就成了历代统治者禁而不绝的痼疾。

贪污罪虽然是难治的"痼疾"，但它和其他事物一样，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探索这个历史时期中贪污犯罪的规律，对于预防与惩治贪污犯罪，促进廉改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贪污犯罪的起伏规律
起伏规律，也称升降规律。贪污与其他犯罪一样，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呈现时起时伏、时高时低的规律。
(一)贪污犯罪起伏演绎的梗概
从新中国成立46年来的反贪史看，大体上是二个马鞍型的起伏态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为贪污犯罪的一个高峰期。建国之初，由于各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公职人员中,留用了大批国民党政府的军政人员，其中一些腐朽贪婪恶习深的人，便利用新政权刚刚摧毁旧法统、新法规尚不健全的时机，与社会上的不法资本家相勾结，大肆进行侵吞、盗窃公共财产的贪污活动。有鉴于此，我中央人民政府于1952年4月21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反贪污为主要内容的"三反"、"五反"斗争，严惩了数以万计的贪污分子，枪毙了象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那样极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犯，击退了贪污分子和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取得了这场反腐败斗争的重大胜利。

1957年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是贪污犯罪的低谷期。这个时期是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公职人员清廉从政风尚良好，刑事犯罪明显下降，贪污犯罪的发案率极低，没有大的起伏，一般年份的发案仅有二、三千件。
1966年至197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属于非正常状态，没有可供分析的可靠资料，故不列入研究范围。

1976年至1994年，是贪污呈波浪式上升期。这十多年来，是我国深入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变动、大发展时期，各种犯罪亦呈上升态势(改革前年发案率一般是3-5件／万人，个别年份6件/万人;而现在一般是5-7件/万人，高的年份达8-9件/万人，其中贪污分子钻新旧体制转换和法律不完备的空子，大肄进行侵吞、盗窃、骗取、私分公共财产的活动。这个时期的贪污犯罪与过去的贪污犯罪相比，有着明显的特点：一是犯罪总量呈波浪式的上升态势，平均年侦破贪污案件的均为1万件以上，多的年份达2万件以上，较之我国过去的低犯罪率相比，巳是成倍的增长；而个案的贪污数额，较之过去更是数倍、数十倍的增长。海口市一银行会计贪污案，数额竞达3344万元。二是贪污手段呈多样化、智能化趋。有的地方统计，贪污手段多达40余种。利用电脑贪污，从无到有，现在已不罕见。特别是一些公职人员钻法律的空档，走政策的边缘，制造模糊性行为，混水摸鱼，猖狂侵吞公共财产的事件突出。三是犯罪对象呈复杂化趋势。经济体制改革前，公共财产存在形式单一，侵犯行为易于认定。改革后的各种经济联合体、承包体、中外合资、合作体的财产公私交织、界限难分，性质难定。四是犯罪主体呈广泛化趋势。过去的贪污分子多为直接管钱管物部门的人员，而现在则波及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员；过去的贪污分子多为管钱管物中有经验的中、老年人员，而现在则多是中青年，甚至有参加工作仅二、三月就贪污数万元的胆大妄为的青年；过去贪污分子多为掌管财物的一般工作人员，而现在县团级、地师级、省军级的领导干部也不少。
(二)起伏规律的诱因与抗制

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看，贪污是一种非法图利的行为。一个公职人员是否要铤而走险去贪污，至少取决于下述四个要素：一是贪污可能获益与受损的预期比例；二是贪污得逞条件的多少；三是贪污后可能被揭露的概率；四是惩罚的严厉程度。这就是说，凡是诱发贪污犯罪的因素强、犯罪条件好、被揭露的概率小，贪污犯罪就会活沃起来，反之，贪污活动则会有所收敛。由此可见，贪污犯罪的起伏规津，最终取决于贪污犯罪的诱发因素与对贪污犯罪控制因素的强弱对比。当诱发贪污的因素强于控制贪污的因素时，贪污犯罪就会呈上升态势；当诱发贪污的因素与控制贪污的因素势均力敌时，贪污犯罪就会呈现平缓而无大起大落的态势；当诱发贪污的因素弱于控制贪污的因素时，贪污犯罪就会呈下降态势。
当前，我国还处在诱发贪污的因素强于控制贪污的因素的时期，故贪污犯罪仍呈现波浪式的上升态势。
贪污诱发力增强的主要因素有:
其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物欲充分解放，"一切向钱看"观念普及人心，加之社会分配不公，诱发和刺激了利用职权贪财的动机；

其二，新旧体制的摩擦、碰撞，经济运作机制与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官僚主义与玩忽职守普遍，"小金库"林立，真空和漏洞随处可寻，利用权利摄取财物的机遇增多；

其三，执法水平、侦查装备、办案经费不能适应与贪污犯罪作斗争的需要，犯罪成本少而得逞率高，破案率低而"风险小"，强化了这种"无本万利"的贪污犯罪的吸引力。
贪污控制力减弱的主要因素有：

其一，立法滞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联合、承包、租赁、金融、证券、竞争等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型侵吞公共财物的行为，又缺乏法律规范，界限模糊，性质难定，客观上放纵了贪污蔓延；
其二，政治思想工作虚化，一些公职人员缺乏正确的世界观，失去精神抗体，追逐"高消费热"、"攀富热"，成了"无官不贪"意识的俘虏；
其三，社会综合治理不落实，"唱功好，做功差"，没有把政治、经济、监督、惩罚等各方面的抗制贪污的措施形成合力，预防犯罪的疏漏太多，失控面太大。

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基于上述两种因素力量对比而出现的贪污发案率较高(相对于过去的低发案率而言)的态势，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社会学原理认为，一种运行模式向另一种运行模式迁跃的社会转型期，必定有一个"磨合"过程。只有"磨"才能"合"。磨合是在动态中进行的，"磨"的过程会有一定的'振荡"和"痛苦"，要付出一定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贪污发案率低，并不能证明体制就好，经济发展就快，贪污发案率相对较高，并不能证明体制不好，经济发展会慢。我国改革、开放前贪污犯罪少，而经济发展缓慢，而现在却相反，这就是一个历史见证。作者在这里并不是主张贪污越多越好，而是说明贪污犯罪的起伏规律并不是政治、经济体制是否优越的表现，而仅是诱发贪污因素与控制贪污因素力量对比的反映。只要我们能及时研究诱发贪污犯罪与控制贪污犯罪两极因素的循环的态势，不断强化控制贪污犯罪因素，削弱诱发贪污犯罪因素，按照两极循环服从优势的规律，就能达到预防与减少贪污犯罪的目的。所以，降低贪污犯罪率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综合治理，减少贪污发生的条件，使欲行贪污者在获益率极低、受损率极高的现实面前怯步。
2、贪污犯罪的辐射规律
贪污犯罪，自古有之。贪污发生的地区和部门，则是相对的。我们这里所研究的贪污辐射规律，是指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这个特定时期贪污犯罪走向的轨迹。
(一)贪污犯罪的部门辐射规律

所谓部门辐射规律，就是指贪污活动在不同系统、行业中的运行轨迹。我国司法部长肖扬在研究贪污贿赂犯罪的部门流向规律时指出：大致是"生产、经营型的经济部门一社会服务性事业部门→生产资料与生产要素的行政管理部门或行政性公司→经济监督与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与党委机关"。①

近十多年来，我国贪污犯罪呈波浪式上升趋势，其"源头"始于生产、经营型的经济部门。这些部门的公务人员受"物质诱因"的影响最为直接，利用职权攫取公共财物的机遇最多，加之，在新旧体制转换中，经济秩序不很稳定，对生产经营部门监督机制相对弱化。故在80年代初期，这些部门的经理、厂长、会计、出纳、采购、销售、供应人员中贪污犯罪突出，成为贪污犯罪的"重灾区"。紧接着，贪污"风潮"波及的是与生产、经营部门密切相关联的社会服务性事业部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实施，社会服务性事业部门，逐步走上了有偿服务、讲究经济效益的轨道。作为社会的利益主体之一的服务部门，便受到与生产、经营部门相同的"物质诱因"的刺激，成为继生产、经营部门之后的贪污犯罪的多发部位。

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在某些方面具有严重"短缺型"的特点。而管理这些短缺的生产资料和其它生产要素的部门，便成了需求者的"上帝"，为竞争"紧缺物资"、"短线产品"和生产要素而大显神通、不择手段，甚至金钱、美女都给"霸主"献上。在监督不严，防范不力的情况下，这些部门必然会滋生更多的贪污犯罪分子。

接下来贪污辐射对象便是对生产、经营和服务性事业单位的活动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经济监督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然后再逐渐渗透到司法机关和党政机关。贪污犯罪为什么要辐射到执法部门和党政领导机关?这是社会分配不公和部门比较利益均衡化的必然结果。从一个社会而言，如果一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收益丰厚，而另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收益低微，无论这种收益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只要这种现象长期存在，就必然会导致相互攀比，并千方百计追求利益均衡化的趋向发展。要实现利益的均衡化，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手中人权、物权、财权、司法权去捞钱，于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现象恶性膨胀。这些部门贪污犯罪的蔓延，便是采取非法手段妄图实现利益均衡化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