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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2010年度安全评价机构专项检查情况的通报

安监总厅规划〔2011〕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精神，进一步加强对安全评价机构的监督管理，推动安全评价机构规范发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于2010年12月开展了2010年度安全评价机构监督检查与考核工作。现将安全评价机构专项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专项检查的总体情况

本次专项检查对22个省（区、市）的84家安全评价机构（甲级资质评价机构44家，乙级资质评价机构40家）和600余项的各类评价报告进行了抽查。期间，组织召开了20多次座谈会，听取了有关部门和单位对安全评价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一）评价机构资质条件基本符合要求。通过前期的复审换证工作，各安全评价机构的安全投入、设备配置、评价人员配备、办公条件、基础工作管理等资质条件基本符合《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22号）的有关要求。

（二）评价质量过程控制得到初步落实。安全评价机构普遍制定了安全评价过程控制文件，建立了评价质量保障制度，对评价报告实行“三级审核”（即内部审核、技术负责人审核、过程控制负责人审核）。有的评价机构还专门设置了过程控制负责人，初步实现了从合同签订到评价工作完成的系统化服务。

（三）技术档案管理水平有所提高。安全评价机构普遍建立了技术档案管理制度，配备专人进行档案管理，配置符合要求的档案室和相关设备，部分机构还通过了专门的档案管理认证，提高了档案管理水平。

（四）安全评价报告质量有新提升。大多数评价报告格式规范、内容全面、观点清晰，能够指出被评价单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和意见。

（五）安全评价服务收费初步规范。吉林、辽宁、湖北、湖南、江西、上海等省（市）相继出台了《安全评价行业自律价格》、《安全评价收费指导意见》、《安全评价收费最低标准指导价》，宁夏回族自治区物价部门制定了《安全评价收费项目和标准(试行)》、甘肃省物价局和省安全监管局联合制定了《安全评价机构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

二、专项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评价过程控制执行不严格。武汉绿通安全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兴业矿山安全评价咨询有限公司、湖南有色冶金劳动保护研究院、湖南浩美安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湖南远能泰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江西赣安安全生产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南昌安达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江西省安泰煤矿安全技术开发中心等评价机构，存在评价人员特别是质量过程控制管理人员对过程控制文件内容掌握不扎实、执行不严格，未按要求进行全过程控制等问题。个别项目在过程控制中没有过程控制记录或记录不全甚至存在错误，有的缺少项目组的任命记录，相关人员没有按要求签字确认；过程控制文件修订不及时、项目风险分析不全面、“三级审核”意见不完整、检查改进不能有效进行。

（二）评价机构的档案管理不完善。贵州省化工研究院、贵州省煤矿设计研究院、四川长城安全事务有限公司、山东亦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山东鲁轻安全评价中心、潍坊祥和安全评价有限公司、河南省正大工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河南省冶金研究所有限公司、河南邦泰合力管理咨询公司、马鞍山矿山研究院等安全评价机构，存在评价人员技术档案不完整，缺少法规、标准及规范更新记录，没有定期内部审核评审记录等问题。

（三）安全评价报告质量不高。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无锡诺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苏州赛捷安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圣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兴达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谊超化工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天麟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华东理工安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云南地方煤矿安全技术服务中心、云南泰和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市安研安全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慧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贵州鑫诚科技有限公司、贵州朗洲安全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化工研究院、重庆和信矿山安全评价咨询有限公司、重庆泰莱斯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四川众望安全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四川省诚实安全咨询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四川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等安全评价机构，编写的报告存在引用的法律、法规、标准的准确性、适用性、针对性较差；现场影像、图片资料的采集、归档、保存不规范；对重大危险源的辨识不够严谨，危险有害因素分析不全面，安全隐患排查不全面，存在遗漏现象；对评价方法的理解和运用不够熟练，有的生搬硬套；评价单元划分与评价结果呈现方式之间关系不清晰，安全检查表中的检查记录过于简单，整改措施建议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四）部分地区技术收费不规范。大部分地区的安全评价技术服务收费是由双方商定或招标确定的，但一些地区行业自律价格或收费指导意见没有落实，行业协会在推动和落实收费指导意见缺乏有效制约手段，各地区之间收费价格差距较大，一些评价项目收费偏低，导致低价竞争、市场混乱，致使一些机构投入不够，评价报告质量受到影响。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认真整改检查中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各有关省级安全监管局、省级煤矿安监机构要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责令存在问题的安全评价机构立即进行整顿，限期改正。整改落实情况将作为评价机构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经整改仍达不到规定要求的评价机构，要按照国家规定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暂扣资质证书等处罚；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撤销资质证书处罚。各有关省级安全监管局、省级煤矿安监机构于3月底前将整改验收情况上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二）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安全评价技术支撑作用。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国发〔2010〕23号文件要求，以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促进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稳定好转为首要任务，不断健全完善安全评价工作机制。要充分发挥安全评价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安全标准化达标、法规标准完善、事故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等方面的技术支撑作用。积极创造条件，确保专业服务机构从业行为的专业性、独立性和客观性，为安全生产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安全评价机构要做好内部规章制度建设，完善安全评价质量过程控制文件，加强对安全评价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和从业技能、法律法规知识培训，进一步提高专业服务能力。要不断改善和提高办公条件，不断规范基础档案管理，充实配备先进仪器设备，采用科学、有效的安全评价方法，提高现场勘察水平和评价报告质量。

（三）依法规范，切实加强对安全评价机构的监督管理。要依法开展安全评价行政许可和监管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设立法律法规之外的行政许可事项，要简化备案手续，不得以任何形式限制外省（区、市）甲级评价机构到本地区开展评价活动。要切实加强对安全评价机构的日常监管，采取联合检查与专项检查、集中检查与经常性检查、监督检查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评价机构实施动态管理。对不符合安全评价资质条件的安全评价机构，要限期整改或暂扣资质证书，经整改仍达不到条件的，要依法吊销资质证书。对生产安全事故要进行跟踪，发现事故发生单位安全评价报告存在虚假或严重失实问题的，要依法严肃追究相关评价机构和评价人员责任。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二○一一年二月十四日

　　　　　　　　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
　　　　　　　　　　　　　　——以建构正当强制医疗程序为视角

　　被害人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角色，在强制医疗诉讼中也不例外。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是在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在被害人诉讼权利中，其程序参与权是一项相当重要的权利，而在我国刚刚起步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并没有很完备地体现在立法中，这对于建构正当强制医疗程序，平等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实现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对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中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建构正当强制医疗程序，必须保障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参与权。

　　刑事诉讼程序参与权是指案件双方利害关系人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参与到整个诉讼过程中，并能有效影响裁判结果的权利。新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强制医疗程序，从程序上规范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对于保障公众安全，及时妥善医治精神病人将发挥重大作用。它体现了法律对于社会安全和精神病人健康及其他合法利益的双重关怀，能够有效避免精神病人再次实施危害行为，也有利于精神病人的精神康复。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但是，对于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特别是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未明确规定，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这也是今后完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应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法理依据

　　正义是制度合法性的基石。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1]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体现了均衡正义的思想，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应与被告人一样享有同等地位，“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丝毫不意味着将与企图伤害犯罪人并剥夺其宪法性权利的压制性的刑事政策发生必然的联系。”[2]维护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利益应当兼顾，以实现均衡正义。迈克•D•贝勒斯确定了程序公正的七项原则，其中之一即为参与原则，意指“当事人应能富有影响地参与法院解决争执的活动”。[3]因此，程序运作上的参与性意味着要将与强制医疗裁决结果有关的利害关系人纳入到决定的做出过程中，让各方当事人充分陈述意见。随着国际社会对犯罪现象认识深化和国际人权保障运动的发展，犯罪被害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其诉讼权利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日益成为国际共识。[4]

　　二、保障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必要性

　　刑事强制医疗诉讼作为刑事诉讼的一种特别程序，其被害人具有双重地位，一般意义上的刑事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契合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除此之外，还有其作为特别刑事程序应对其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是被害人权利中一项最重要的权利，犹如基石之于高楼大厦。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从人权保护的角度来看，人权是作为人必须拥有的权利，刑事诉讼所涉及到的每个人自然也都应该得到基本人权的保障，并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人权既及于犯罪人，也应平等地及于被害人。”[5]

　　（一）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维护本国宪法尊严的需要

　　世界各国的宪法中都规定有关于本国公民权利义务的篇章。2004 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更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确立了人权保护的最高法律依据。宪法是母法，是每个公民的行为准则，任何人不准违反。刑事被害人作为国家公民，其合法权益自然要求国家法律加以保障。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实现对涉及自己利益的程序参与权的有效保护，必然会导致宪法中有关公民权利的那部分规定形如白纸，宪法在公民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尊严会降低甚至丧失。同时，国家在国民心中应有的权威也会受到一定程度损伤。刑法、刑事诉讼法是一国宪法的具体体现，国家应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在加大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防范意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已发生的侵害行为中被害人可以有效地参与到维护其利益的诉讼中，确保对被害人利益的最大恢复。因此，对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的保护，就是维护了宪法的尊严，也就是维护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法律的尊严。

　　（二）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保障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公正的需要

　　刑事强制医疗诉讼公正，是指在该诉讼由始至终运作的全过程中，现实被害人与被申请人在维护各自合法权益方面，都有充分的参与程序的权利，确保无辜者不受刑事追诉，有罪者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现实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的损害得到应有的赔偿。一个国家重视对双方利害关系人平等参与程序的权利的保护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体现。若国家只注重对被追诉方单方程序参与的保护而轻视甚至漠视对被害人程序参与权利的保护，必定会使已受到非法侵害的被害人心存不满，而且很可能会放纵了犯罪分子，使其逃脱应有的制裁，还会给被害人带来二次伤害。这样，强制医疗程序显然无法实现应有的公正。

　　“程序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法制体系中最生动活泼的领域。可以说，程序的本质特点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6]由此可见，诉讼程序中参与的重要性。在强制医疗程序中，精神病人及其监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刑事裁判的形成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确保程序主体，特别是被害人富有意义地参加诉讼全过程，对于程序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实现实体正义的需要

　　人们常将正义分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所谓实体正义就是从目的和结果意义上对权利义务分配原则作的合乎正义标准的规定。法治的实体正义往往体现为人们对美好的法治生活、政治理想与社会目标的追求。但是要使这种规定得以形成并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有一个具体的过程和方式，即一定的程序。而程序正义主要关注于为实现实体正义所采用的方法和程序是否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以及这些方法自身是否符合一定的正义标准。[7]程序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结果和状态而事先进行的一定时间的活动，有人称法的程序正义为“看得见的正义”，这来自于一句著名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

　　正当强制医疗程序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让双方利害关系人都富有意义地参与到刑事裁判的形成过程中，这样的正当程序才能有效地保障实体正义的实现。强制医疗制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一种特别的诉讼程序，不同于普通的诉讼程序，它的特点在于采用这一程序的目的不是解决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是决定是否对特定的被申请人强制医疗。由于此类案件审理的对象患精神病或者或者精神障碍，受其病理性干扰，不能像正常人有效地参与诉讼，因此，法律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基于此，如果被害人再不参与诉讼，等于是双方利害关系人都没参与到法院裁判的形成过程中，这对查明案件事实，作出公正裁判是完全无益的。而且被害人富有意义地参与程序，可以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限制恣意的发生，从而确保裁判结果的正义性。[8]

　　 （四）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保证鉴定结论公正性的要求

　　 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犯罪的精神病人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是正确适用强制医疗的前提。当然，认定精神疾病患者在实施危害行为时有无责任能力并决定其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属于司法机关的职权，但是由于司法人员缺少司法精神病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鉴定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即处于核心地位。Koch法官曾毫不避讳地说：“事实上裁判几乎是从法官的重心转移到医生的范围，此乃必须接受的事实。”[9]鉴于鉴定结论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的核心地位，鉴定实施程序更是强制医疗程序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样要遵循程序参与原则。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作为利害关系人，理应在对精神病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过程中到场，并能够及时在鉴定过程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和主张并对他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反驳或者抗辩。这样一方面将鉴定过程置于当事人监督之下，增加鉴定过程的透明度，保障鉴定结果的公正性；另一方面，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充分参与鉴定过程，有利于增加他们对鉴定人和鉴定结论的信任度，避免重新鉴定，提高鉴定的效率和诉讼的效率。

　　 三、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立法现状

　　（一）审判程序中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立法缺失

　　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未对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作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七条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三十六条规定了“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该规定赋予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复议，但该解释第五百三十条关于开庭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程序中并未赋予被害人像普通刑事案件一样参与庭审并享有参加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的权利，这会影响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权益的实现。其未参与庭审，不利于其复议申请权的正确行使。因为在涉及被害人权益的审判程序中，应当从实际上保障其具有参与该程序并发表意见的权利。无救济即无权利，“程序上的可救济性则是要赋予有关当事人程序上的救济权，即对于法院的裁决必须赋予当事人救济的权利。”[10]反过来，被害人的救济权行使是建立在其充分参与程序并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基础上，否则，救济权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鉴定程序中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立法缺失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了强制医疗适用条件，即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概括起来就三个条件：第一，行为人系精神病人；第二，实施暴力行为，且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第三，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其中有两个条件涉及到司法鉴定，这也是法院审理时审查的主要对象。由此可见，司法鉴定在强制医疗诉讼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正确适用强制医疗的前提。司法鉴定在强制医疗诉讼中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决定被害人享有充分的程序参与权。我国目前关于司法鉴定的法律、法规还比较缺乏，尤其关于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方面的更为稀少，2007年10月1日由司法部发布开始实施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涉及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特殊规定仅“对被鉴定人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应当通知委托人或者被鉴定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到场”（第24条）。但对于被害人是否可以参与鉴定程序却无任何规定。由于我国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将对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权利赋予公、检、法三机关，而非当事人；而且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将鉴定人出庭作证作为确定鉴定结论法律效力的必要前提，以致鉴定人通常不出庭，仅出具鉴定结论即可，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根本无法对鉴定人进行发问，了解鉴定结论作出的过程和依据。在鉴定程序中，被害人的参与程度以及对鉴定结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法律在这方面规定的缺失严重影响强制医疗的正确适用。

　　四、加强保护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之建议

　　强制医疗程序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增加的一种刑事特别程序，在理论和实践上尚处于探索阶段。在权利保障上，法律倾向于肇事的精神病患者，从人权的角度看，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建构正当的强制医疗程序，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也决不能忽视。

　　（一）赋予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