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加强合作促进就业前职工技术教育发展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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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与律师关系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影响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执行庭陈国强


正确处理和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关系到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公正司法、法官与律师的声誉和形象，同时对党风廉政建设好坏影响极大。
首先，从现象上看，有些法官和律师的距离太近，难免有不公正之嫌。办案前，就和律师共同探讨案件，甚至探讨到怎样把官司打胜。案件办理以及在执行中，与律师同行、同吃、同住，接受当事人委托律师的请吃和财物。有的替律师说情打招呼，泄露案件的有关秘密。从以上的现象可以看出，不仅违反了人民法官的审判纪律，而且也违反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
其次，从危害上看，严重损害了执政党的地位和形象。我国的法律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社会、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司法公正是执法的永恒主题。法官在审理或者执行案件的过程中，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必须最大可能地追求案件处理的实体公正，正确地认清事实，准确地适用法律，同时应当保证处理案件程序公正。要公开、公正、平等。不能做到以上两个公正，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人民的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从一定程序上影响了党的执政地位和能力。
再次，从法官职业和律师职业的相互关系看，法官与律师不正当关系，危害了法官与律师的声誉和形象。从法官和律师的职业来看，有其共同点，从广义上讲，都是从事法律工作的，都具有维护司法公正的责任和义务。但法官和律师职业的本质区别在于，法官是中立的，而律师是为当事人服务的。法官的裁判，任何一方当事人必须执行。而律师的言行不利于当事人时，当事人有权另行委托律师。因此，当法官和律师关系处理不当，将有损于名自的职业道德，有损于法官和律师的声誉和形象，导致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不能落到实处。
为了规范法官和律师的相互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共同出台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和律师都应认真贯彻执行。在此基础上，还应健全和完善教育、监督、惩戒等制度，形成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的综合体系。从而促进人民法院的党风廉政建设。





　【案情】

李某酒后驾驶轿车返回家的途中，因操作不当，与同向步行的王某相撞，造成王某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事故。李某系乡镇干部，为逃避法律责任，电话通知其朋友谢某前来“顶包”，事后谢某因害怕主动向公安机关反映替李某“顶包”的事实而案发。

【分歧】

本案中,对于李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没有异议，问题是李某交通肇事后让谢某顶替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如何定罪处罚？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后让人顶替的行为可为交通肇事罪所包含，不应当另行定罪处罚。理由是：肇事者让人顶包其目的是为了使自己逃避法律的追究，本质上是一种交通肇事后的“逃跑”行为，符合事后不可罚的理论适用；同时,肇事者“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属于交通肇事罪法定的定罪情节，对该情节若作为其他犯罪事实再次予以评价，则违背“禁止重复性评价”的法律基本原则。考虑到该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可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并从重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后让人顶替的行为是独立的事后行为，其符合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应当与交通肇事罪数罪并罚。理由是：交通肇事后让人顶替的行为属于对责任归结的逃避，此时，交通事故已经造成了对公共秩序的威胁，同时造成了严重的人身或者财产损害，客观上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让人来顶替属于独立的第二阶段的行为，该行为侵害的法益是司法活动的公正和效率性，同时也不符合事后不可罚理论论述的范围，因此应当另行定罪量刑，以此来更好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李某叫谢某“顶包”的行为不适用事后不可罚理论，而应当单独定罪处罚，其行为符合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的规定，即肇事者以暴力、贿买、威胁等方式，指使他人做伪证的，构成妨害作证罪，应当与交通肇事罪数罪并罚。理由如下：

首先，所谓的“事后不可罚行为”，又称共罚的事后行为。一般通说认为，事后不可罚行为是发生在状态犯的前提下，行为人实施了一个先行为，在先行为侵犯的法益的范围内又实施了一个对先行为造成的不法状态加以保持或者利用同时并未侵犯新法益的后行为，这个后行为即可以为先行为所概括，无需再次予以法律评价。常被用来解释这个概念的例子有：甲实施盗窃行为，窃得一件名贵的古董，他将该古董卖给他人以换取现金。此时，甲的盗窃行为已经既遂，那么对其卖古董的行为是否要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与盗窃罪数罪并罚呢？目前通行的做法只以盗窃罪进行定罪，从而对销赃行为进行包容。实际上，这里盗窃后的销赃行为就是我们所说的事后不可罚行为。由此，判断是否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必须符合以下几个要件：两个行为的实施是基于同一个犯罪故意；第一个行为必须构成状态犯；第二个行为没有超出第一个行为的法益范围；两个行为均符合完整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后不可罚行为本质上是先行为已符合完整的犯罪构成，足以评价整个行为的性质，同时后行为能够被主行为加以吸收，故无需另行定罪评价。

其次,交通肇事后叫人“顶包”的行为，前后两行为侵害的法益范围不同。交通肇事后让人顶替的行为本质上可分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和“顶替”两个行为。肇事者的“逃逸”是一种规避法律责任、侵害被害人权益的违法行为，属于交通肇事中的从重评价的范围，其侵害的是公共安全；而肇事者让人“顶替”的行为虽然与交通肇事本身有一定的因果联系，但其实质上侵害的是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其侵害的法益显而易见的已远远超出了前行为所能涵盖的范围。同时前后两个行为的主观状态不同,事后不可罚的行为要求前后两个行为基于同一个犯罪故意，而在交通肇事后让人顶替的行为中，前一个交通肇事是过失犯罪，后一个让人顶替的行为是明显的故意行为，前后行为的主观状态是不相同的。

再次,叫人“顶罪”的行为符合妨害司法罪构成要件。 李某交通肇事后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即能构成交通肇事罪，不存在不法状态的持续要求。之后，李某叫谢某“顶罪”的行为，属指使他人作伪证，主观上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主观方面是出于直接故意，李某明知自己叫谢某顶替的行为会妨害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却希望这一危害结果发生，客观方面表现为指使他人作伪证，已侵害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的客体，其行为符合妨害司法罪的构成要件。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