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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刑事诉讼中询问证人（被害人）的时间

刘仕杰


　　在刑事诉讼中询问证人（被害人）的时间长度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给出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有的办案单位参考刑诉法九十二条进行掌握的情况，为此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思考。笔者的观点是询问证人（或被害人）的时间长度应当是在不限制证人（或被害人）人身自由的前提下，证人（或被害人）自愿配合司法机关取证的时间长度。这一时间长度既有可能少于12小时，也可能多于12小时。具体理由如下：

　　 一、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要求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同样受到保护，因此司法机关不能人为地确定和约束证人（或被害人）的出证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为了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又兼顾打击犯罪开展刑事诉讼的需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几种强制措施，并通过第九十二条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规定了讯问的是时间长度，即“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由于该条款只规定在第二章第二节中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中，且在该章第三节关于“询问证人”的规定中不存在类似规定，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实现12小时以内的讯问方式只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而不适用于证人（或被害人）。

　　证人（或被害人）属于宪法意义下的公民，是合法的、守法的公民，而且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种类，应当具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虽然在刑事诉讼中证人（或被害人）有配合司法机关办案出证的义务，但是面对司法机关的取证活动仍然具有完全的人身自由权利。因此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审视证人（或被害人）配合出证的时间长度，我们虽然不能从刑诉法的具体规定上找到答案，但我们可以从证人（或被害人）与其他公民具有同样的人身自由权上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答案，那就是司法机关在开展办案取证过程中必须要像尊重其他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一样尊重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那么在取证时间上必须照顾到证人（或被害人）的生活、生产和工作等情况，必须征求证人（或被害人）的同意，不能通过限制和约束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方式自行确定一个时间段来达到取证的目的。因为讯问与询问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可以限制人身自由，后者则不能限制人身自由。

　　如果司法机关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权，与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存在着相似性的角度出发，并以此为参照，将向证人（或被害人）取证的时间长度也掌握在12小时以内，应该说体现出司法机关积极保护证人（被害人）权利的思想。因为，我们有的证人（被害人）必竟存在着法律意识不强、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的问题，在面对司法机关询问时很难主动、有意识地维护自身的权利。基于上述理由，如果司法机关再人为、主动地突破12小时，就会出现对证人（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保护反不及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限制的奇怪现象。这不仅是司法权对证人（被害人）人权的侵犯，也是对所有合法公民自由权的侵犯。

　　笔者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之所以没有对证人（或被害人）的询问在时间上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可能就存在着立法者认为不能对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的立法本意，因为证人（或被害人）是正常的公民，因此没有办法规定出配合取证的时间长度。

　　二、刑诉法的基本原则要求司法机关不能突破现有法律的规定，不能人为地确定和约束证人（或被害人）的出证时间。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刑诉法和其他法律”。这一规定就是刑诉法所要求的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刑诉法和其他法律的原则。这一原则就把国家司法权力（公权力）对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权）的剥夺严格控制在法律的范围以内。根据这一原则，也会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治原则，即对于公民而言，法律没有禁止的、没有规定的都是公民可以去做的，而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没有规定的，都是司法机关不能去做的。回到询问证人的时间问题上，刑诉讼法没有做出规定，这就要求司法机关不能确定一个对证人（被害人）进行取证的时间长度，不能通过询问的司法活动来限制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因此，对于证人（或被害人）的取证时间问题，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证人（或被害人）自愿配合司法机关取证的时间就是司法机关能够实现的对证人（或被害人）取证的时间长度，这一时间既有可能少于12小时，也可能多于12小时。但必须明确的是实现这一时间的主体是证人（或被害人）而不是司法机关。不仅如此，司法机关还要在询问活动中充分照顾到证人（或被害人）的生活、生产、工作等实际情况，这才是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的体现。

　　综上，笔者认为，办案机关对证人（或被害人）的询问时间应在不限制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的前提下，通过证人（或被害人）的充分配合来完成取证活动。以此为原则，在现有条件下，司法办案机关将这一时间掌握在12小时以内，也不失为司法机关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因为它考虑到了对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的积极保护。当然我们也知道从办案角度出发，会存在证人不愿意出证的情况，如果有足够长的取证时间可能会对办案产生积极的促进效果。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可取的。这里存在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第一个是司法机关确定任意长度的时间来约束证人达到取证的目的，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问题；第二个是证人有义务出证而不愿出证，是司法机关对违反出证义务的证人如何追究责任的问题。因此不能将二者混在一起，要单独问题单独解决。至于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客观上影响到办案是难免的，但不能因办案的需要就违反法律的规定，来牺牲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利。这应该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面对办案的需要、取证活动的需要等等，在司法行为的抉择上最终一定要归从于法律的原则和规定，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的需要
。

　　作者：刘仕杰
作者单位：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沈阳铁路运输分院
本文发表于辽宁省诉讼法学会网 http://www.lnssfxh.com
《警务活动宏观决策原则探讨》

关键词：警务活动 宏观决策

警务活动是警察和警察机关履行自己法定职责时所开展的业务与勤务活动的总称。不同警种的警务活动各有其特殊的规范要求和法律限制。本文是想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出发，从宏观上探索所有警务活动决策时应当共同遵循的一些基本准则。这既是警学理论要研究的内容，也是各级指挥官在决策、指挥实践中应当把握的基本宗旨和
方向。
一、政治优先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警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它是实现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有力工具。警察与政治 (POLICE&POLITIC)是紧密相连的。任何把警察游离于政治之外，把它归类到"福利的"、"全民的"范畴，都是幼稚的。从警察的本质属性出发，维护本阶级的最高的政治利益是其天职。政治优先原则要求在策划和实施警务活动中，始终要保持敏感的政治嗅觉，把维护政权和政治稳定列为首要任务，绝对不准危害国家的政治利益，而且要通过自己的警务活动，对一切危害国家安全、政权稳定及统治阶级政治利益的行为予以有力的干预、制止、镇压。当维护国家政治利益需要时，警察应当冲破一切可以冲破的束缚，义无反顾地去实现本阶级的政治目标。保持高度政治敏感，强化政治嗅觉，坚定维护国家政治稳定，是警务活动决策的首要准则。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在不同时期，内容会发生某些变化。比如，在抵御外侮的战争时期，维护主权、维护民族生存是最大的政治，警务活动的重心就是维护战时秩序，保证战争供给，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在我国现阶段，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是全党的工作重心，为经济建设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就成为了警务活动的重心。
无论警务活动的重心随形势变化而出现什么变化，它最终都是由"政治优先"原则派生的，是针对特定时期统治阶级的特定政治需要而产生的警务活动具体目标。具体目标可以随形势而变化，政治优先原则是永远不变的。如果偏离了这个原则，警察就改变了本质属性，它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二、国家优先原则
即国家利益优先。警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因而在策划和实施各种警务活动时，必须把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在对外交往中不得损害本国家利益;当国际间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坚决维护本国家利益，服从本国法律、政令和指挥。在国内活动中，当地区局部利益或地区间利益同国家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自觉维护国家整体利益，警察不能成为地区狭隘利益的保护者，更不能成为各地方的割据力量。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国力尚不充裕而经济发展又不平衡，导致某些地方的局部利益同国家整体利益存在一些矛盾，而这些地区的、局部的利益可能同当地警察机关、警察个体的一些切身利益密切关联。警察机关如果不能实质上脱离地方利益的呵护，它履行法定职责的条件受到制约，那它就不会完全遵循警务活动的国家优先原则，这对于国家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是极不利的。我们应当解放思想，按照警察本质属性及依此确立的国家优先原则，实事求是地探索新形势下的警察管理体制。我认为"条块结合，块块为主"的体制，在高度计划经济时代是成功的，计划经济就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基础。但在发展不平衡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有的警察管理体制末必是最佳的。有些特殊的国家职能部门，如公安、安全部门等，可以逐渐探索一条强化上下级监督和制约，逐渐向"条条为主"过渡的管理体制，不仅对维护国家政令畅通是有利的，而且对强化系统的协作和监督也是有利的。
三、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坚持法律优先，就是把本阶级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意志列为警务活动的首要目标。它包括坚决维护法律秩序和严格依法办事。
法律的实施需要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警察是重要强制力量。维护社会法律秩序、保障国家法律的实施和法律目的的实现，是警察的核心职责。当国家的司法职能受到挑战或蔑视时，警察要责无旁贷地以强制手段维护司法秩序。比如保护法庭秩序、保护法官、检察官、律师的人身安全、保障司法判决的执行，都是重要的警务活动。当破坏法律秩序、干扰和阻碍法律实施的因素达到必须以暴力予以排除时，警察就应当发挥它的镇压职能。
警察机关是重要的执法机关，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其它合法权益，打击犯罪活动是其重要的执法职能。在履行自己职务的活动中，必须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法令，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事。为了保证警察本质职能的充分发挥，从有利于高效打击犯罪和有效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应当尽快完善警察职能和权力的立法，在法定范围内强化执法力度。要从法律上扩大警务活动中的紧急处置权力，强化警察临场制敌与防卫机制。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同时必须严格立法和修改程序，在法律修改、补充之前，任何警务活动都必须遵守法治原则。
四、纪律优先原则
警察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它具有很大的攻击性和强制力，它是一支准军事化的行政力量，代表国家行使着管理和镇压职能。警察机关要靠铁的纪律保证其依法行使职权，又要靠铁的纪律凝聚强大的战斗力。警察和警察机关应当把纪律看成自己的生命。在内部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指挥。在警务活动中，下级服从上级命令，如认为命令不妥，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向上级建议修改，但不允许擅自修改或不执行命令。当执行纪律与遵守法律在个别时候发生冲突时，为了维护警察机关铁的纪律，保证战斗力，防止因对法律理解和解释的不同而出现拒绝执行命令的自由主义现象发生，应当执行上级命令，其违法的责任由发出命令的上级承担，下级不承担因执行命令而违法的责任。
五、效率优先原则
效率是指单位时间的有效工作量。警务决策中的效率优先，主要是指警察机关的快速反应能力，在需要的时候，保证在很短时间内使自己职能作用有效发挥。
警察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决定工它必须讲求高效率、高速度，这也是警察机关不同于其它行政机关的重要特征。
效率优先原则除了有快速反应的含义外，还有效益兼顾与摆位问题。效率是时间和效果间的关系，主要是时间概念；而效益是付出与效果的关系，即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是成本概念。效率与效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其对立的一面是，要追求高效率，就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人员、装备、资金的高密度投入，出现高消耗，它同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高的效益原则是矛盾的。从另一角度看，真正实现了高效率，及时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尽快地遏制了事态扩大，减少实际损失，争得了人民的满意，同样就提高了效益，实现了效率与效益的统一。这种统一仅仅是低水平的统一，而真正高水平的统一应当是在保证高效率的前提下，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收益。有人用政治、社会效益冲淡经济效益，其实三者是一致的。经济是政治、意识的基础，而政治、意识又反作用于经济。效益最终都是经济的核算。只不过经济效益可以直接计算，而政治、社会效益是难以准确量化的。作为警务活动的决策者，要懂得效益分析，在使用警力、设备、资源上追求两个高效的统一。如果不能统一时，首先必须坚持高效率，以保证政治优先、国家优先原则的贯彻，不能片面强调效益而贻误战机。
六、司职优先原则
是指警务活动必须遵循法定的范围和方式进行，不得超越权限，滥用警力。它是由"法律优先"派生的。
国家机器由若干部分构成。整部机器的良性运转，要靠各部门职能作用的良性发挥。各司其职，各尽其贡，是对各职能部门的普遍要求。警务活动应当紧紧围绕自己的职责，这个职责应当是法律明确界定的。在警务活动决策时，不要超出职责范围，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活动属于非警务活动。滥用警力会严重损害警察机关的形象，而且也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目前的鳖察职能泛化现象值得商榷。警察不是万能的，不是什么社会问题、群众什么困难都能解决的。警察作为国家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力量、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服务职能首先要建立在自己职责基础上。评价警务活动优劣也应当有个界定范围:即是否有效地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发挥了它应当发挥的功能，是否做到了为人民尽职尽责。请群众评价警察机关的政绩，首先要让群众了解警察机关的职责和办事的规章制度、应遵循的法律法规，就是要警务公开。群众要在这个范围内对警察机关予以评价，超越这个范围的评价是毫无意义的。现在出现的警察职能泛化现象是过分宣传造成的。它偏离了警察本质属性确立的根本任务和法定职责，一时期可以取得群众的赞许、表扬，但长此下去会产生两个严重弊病:一是警力疲惫，削弱自身法定职能;二是会误导公众对警察机关超限度的倚赖和奢望，产生新的矛盾，使警察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焦点。因此，警务活动必须把自己的法定职责放在首位。警务活动的具体内容很多，不仅有不同的规范，而且有不同的专业知识。各个部门都要在自己业务范围内成为专家，在此基础上提倡与鼓励不同警种间的配合、协作，其目的也在于更好地发挥各警种的职能作用。
（兰绍江）
(原载于天津《警察学研究》1999年第3期 本文作者: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副院长，教授，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