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关于实施《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年版）》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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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部


邮电部公文处理实施细则（试行）
1994年10月7日，邮电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使邮电部的公文处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提高公文处理工作的效率和公文质量，根据国务院办公厅1993年11月21日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结合邮电部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邮电部的公文（包括电报，下同），是邮电部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公务文书；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发布部门规章，施行行政措施，请示和答复问题，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报告情况，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
第三条 部办公厅是公文处理的管理机构，主管部机关并负责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及部直属单位的公文处理工作。
第四条 部办公厅设立文秘部门，各司局应当配备专职文秘人员负责公文处理工作。文秘人员应当忠于职守，廉洁正派，具备公文处理等有关专业知识。
第五条 部机关要发扬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逐步改善办公手段，努力提高公文处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行文要少而精，注重效用。
第六条 公文处理必须做到及时、准确、安全。公文由文秘部门或文秘人员统一收发、分办、传递、用印、立卷、归档和销毁。
第七条 邮电部的公文处理工作，应贯彻“党政分开”的原则。
第八条 在公文处理工作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有关保密规定，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第二章 公文种类
第九条 邮电部公文种类主要包括：
（一）命令（令）
适用于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发布全国通信行政规章；宣布施行重大强制性行政措施；奖惩有关人员；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
（二）决定
适用于对重要事项或者重大行动做出安排。
（三）指示
适用于对下级机关布置工作，阐明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
（四）公告、通告
“公告”适用于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者法定事项。
“通告”适用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
（五）通知
适用于批转下级机关的公文，转发上级机关和不相隶属机关的公文；发布业务规章；传达要求下级机关办理和有关单位需要周知或者共同执行的事项；任免和聘用干部。
（六）通报
适用于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精神或者情况。
（七）报告
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意见或者建议，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
（八）请示
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
（九）批复
适用于答复下级机关请示事项。
（十）函
适用于不相隶属机关之间相互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向有关主管部门请求批准等。
（十一）会议纪要
适用于记载和传达会议情况和议定事项。

第三章 公文格式
第十条 公文一般由发文机关、秘密等级、紧急程度、发文字号、签发人、标题、主送机关、正文、附件、印章、成文时间、附注、主题词、抄送机关、印发机关和时间等部分组成。
（一）发文机关应当标明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联合行文，主办机关应当排列在前。
发文机关名称用大字套红居中标印在公文首页上端，上报的公文，标印在公文首页中上位置。除“部发文”、“厅发文”和“部联合发文”在发文机关后面加“文件”二字外，其他发文机关后面一律不加“文件”二字。
（二）秘密公文应当分别标明“绝密”、“机密”、“秘密”和保密期限，“绝密”、“机密”公文应当标明份数序号和去向。
秘密等级和保密期限按国家保密工作部门规定位置标印，序号标印在公文首页右上角。
（三）紧急公文应当分别标明“特急”、“急件”，标印在公文首页左上角的秘密等级下方位置。
紧急电报应当分别标明“特急”、“加急”、“平急”。
（四）发文字号，包括机关代字、年份、序号。邮电部文件按“邮部”、“部函”、“厅发”编代字，邮电部司局发文由各司局负责编代字。联合行文，只标明主办机关发文字号。
发文字号一般标印在发文机关名称以下、横线之上的居中位置。函件的发文字号标印在横线的右下方、标题之上。其中年份用公元全称，并用方括号括入，年份及序号均使用阿拉伯数码。
（五）上报的公文，应当在首页注明签发人姓名。联合上报或经会签上报的公文，应同时注明相关部门签发人姓名。
签发人姓名与发文字号平行标印在横线之上，发文字号居左，签发人姓名居右，两者之间应有适当间距。联合上报的公文，签发人姓名的排列与发文机关排列相一致。
（六）公文标题，应当先写介词“关于”，再准确简要地概括公文的主要内容，最后准确标明公文种类。标题中除法规、规章名称加书名号外，一般不用标点符号。
批转、转发公文，标题应避免使用重复用语和相同的公文种类。标题字数一般以不超过40字为宜。
标题标印在横线以下，主送机关之上，居中排列；人名、地名、词组不能分隔成二行；三行标题一般按长、短、短的顺序排列。
（七）公文应标明主送机关全称或规范化简称。两个以上的主送机关，一般按系统先外后内、先大后小的顺序排列。省一级行政区的排列，一律标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些不便在主送栏内标明主送机关的公文，应将主送机关标注在公文末页。
主送机关的标印位置在正文之上，靠左侧顶格排列。
（八）正文是公文的主题部分，用来表达公文的内容。
正文应标印在主送机关之下的位置，每一段落的首行开始一律空二个汉字，回行时顶格排列。
（九）公文如有附件，应当在正文之下、成文时间之上注明附件名称；附件为两个以上的，还应标明顺序号。
附件一般应与主件装订在一起。如不能装订在一起，应在附件首页左上角注明主件发文字号。
（十）公文除会议纪要外，应当加盖印章。联合上报的非法规性文件，由主办机关加盖印章。联合下发的公文，联合发文机关都应当加盖印章，其排列顺序与发文机关相一致。
印章要端正盖在成文日期上方，上不压正文，下压成文日期年、月、日。
（十一）成文时间，以领导人签发的日期为准；联合行文和会签文，以最后签发机关领导人的签发日期为准。电报，以发出日期为准。
成文时间在正文以下的偏右位置，应使用汉字完整标印年月日。如正文结束后，成文时间需另加一页时，应在该页的左上方标印“（此页无正文）”。
（十二）附注为选择项目，主要用于标注在公文中不便标注的事项。如：需要解释的名词术语或公文的传达使用方法等。
附注应标印在成文日期左下方、主题词之上的位置，附注内容应用括号括入。
（十三）公文应当标注主题词；上报的文件，应当按照上级机关的要求标注主题词。
主题词标印在抄送机关之上，“主题词”应顶格，每个词组之间空一个汉字位置，中间无标点符号。
（十四）公文如有抄送机关，应标注机关的全称或规范化简称。单位名称的排列顺序按系统先外后内、先大后小，最后标注部内单位名称，并在前面注明“部内：”。
抄送机关标印在主题词之下的位置，用两条等宽的平行线作为界线；界线下将“抄送”顶格排列，二字之间空一个汉字；机关名称移行时与上一行机关名称对齐排列；标印部内单位名称时，应另行。
（十五）公文的印发机关和时间位于公文末页的页码上端。邮电部文件的印发机关一律标印“邮电部办公厅”，印发时间应标印打字时间。标印时印发机关名称居左，印发时间居右，行首和行尾均应顶格排列。该项目上下用两条等宽平行线作为界限。
（十六）公文标印字体字号的选用
1．发文机关名称一般使用黑变体字或老初号宋体字；联合行文使用小初号宋体字。
2．公文大标题使用二号宋体字，小标题使用三号宋体字。
3．秘密等级、缓急时限或其它重点字句使用三号黑体字；主题词使用三号宋体字。
4．一般公文正文、发文字号、主送、抄送机关、附件名称、成文时间、附注、印发机关和时间等，上报文使用三号仿宋体字；下发文使用三号或四号仿宋体字。
（十七）公文文字从左至右横写、横排。
第十一条 公文用纸一般为16开型（长260毫米、宽184毫米），左侧装订。张贴的公文用纸大小，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第四章 行文规则
第十二条 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同国务院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协商的重要问题，向邮电单位下达的重要事项，以邮电部名义行文。
第十三条 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行政编制的邮电部12个职能司（厅）和邮政总局、电信总局发文，根据文件内容及发文权限规定，经部领导或办公厅主任签批，可用“部发文”（部文、部函、厅发文）形式向上条所述单位行文；也可在本单位职权范围内，以“司局发文”形式向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行文；还可根据部授权，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和下一级邮电单位行文。
属于监察部、审计署通知驻部监察局、驻部审计局的文件，一般由监察局、审计局自行转发或办理，同时抄送部内有关司局；其中关系邮电全局的较大事项，经请示部领导同意后，可用“部文”下达。
除上述单位外，其他单位一律不得自行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行文。
离退休干部局、机关事务局发文，可根据职权规定，以“司局发文”或部办事机构名义向业务对口单位和本局下属单位行文。
第十四条 部及部内各司局向下级单位的重要行文，应当同时抄送直接上级机关及有关部委的主管部门。
第十五条 部内各司局之间或相关单位之间对有关问题未经协商一致，不得各自向下行文。如擅自行文，部有权责令纠正或撤销。
第十六条 部与国务院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联合行文；部内各司局与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部门及下一级邮电单位可以联合行文；部及部内各司局与同级党组织、军队机关及其部门可以联合行文，与同级人民团体、社会团体和行使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也可以联合行文。
联合行文应当确有必要，单位不宜过多。
部内各司局不得联合行文，除特殊需要外，一般也不互相行文。各司局向部领导的请示、司局之间需商请解决有关问题，应使用“签报”或“简函”。
第十七条 部向国务院有关部委商请解决的重要问题，应以部名义行文报送国务院有关归口部委处理。需要报国务院审批的，由归口部委提出意见或联合行文上报国务院。
第十八条 “请示”一般不得越级。因特殊情况必须越级请示时，应当抄送被越过的上级机关。
第十九条 “请示”和“报告”要分开。“请示”应当一文一事；一般只写一个主送机关，如需同时送其他机关，应当用抄送形式，但不得同时抄送下级机关。除领导直接交办的事项外，“请示”不得直接送领导者个人。
第二十条 “报告”中不得夹带请示事项。
第二十一条 受双重领导的机关主送邮电部的请示，应由邮电部负责答复。邮电部向受双重领导的下级机关行文，必要时应当抄送其另一上级机关。
第二十二条 部及部内各司局，不得对各级党组织行文。
第二十三条 经批准在《邮电部公报》上印发的公文以及远程传输的文件、传真文件、复印件，可视为正式文件依照执行。传真文件除特殊情况外，不另行文。

第五章 公文办理
第二十四条 公文办理分为收文和发文。收文办理一般包括传递、签收、登记、分发、拟办、批办、承办、催办、查办、立卷、归档、销毁等程序；发文办理一般包括拟稿、审核、签发、缮印、校对、用印、登记、封发、立卷、归档、销毁等程序。
第二十五条 部收文范围及职责的划分：
（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邮电部党组收文，机要电报以及发给本部的“绝密”文件，由办公厅秘书处机要室统一签收、开拆、登记、分发、拟办、催办。其中内容重要的，要及时呈部长或主管副部长阅批；一般的由办公厅主任、副主任阅批。
（二）发给本部“机密”级以下的文件、电报、简报，由办公厅文书处文电室统一签收、开拆、登记、分发、催办。一般性文件由文电室及时提出拟办意见，迳送有关单位办理。内容重要的文件，应转呈办公厅主任、副主任批办；涉及重大问题，应呈部长或分管副部长阅批后交有关单位办理。
（三）发给邮电部和部长、副部长的外文函电，由外事司统一归口翻译、处理。
（四）上级机关和有关部委及直属单位寄给部长、副部长个人的文件，由文电室送秘书处，转呈部领导拆阅，或由部领导指定专人开拆。为便于催办查办，领导人收到的公文，一般应经文电室、机要室登记后，再交有关单位办理。
（五）各司局文秘人员对部领导批示交办的事宜和内容重要的文件，要先送本司局领导阅批，再交承办人员办理。
（六）进行收文登记，应将收文时间、总顺序号、来文单位、公文编号、密级、紧急程度、标题、份数、承办单位、签收人姓名等填写清楚，并在公文右下角盖收文章，以便查询。
第二十六条 对需要答复的公文，应盖催办章，并填写公文催办单，附于公文前面；部办公厅文电室、机要室和各单位的文秘人员要负责催办、查办，做到紧急公文跟踪催办、查办，重要公文重点催办、查办，一般公文定期催办、查办。对下发的重要公文，相关单位应及时了解和反馈执行情况。
催办公文的时限要求：
收到的特急件在公文首页左上端加盖“特急”章，以提醒有关人员立即阅办，对特急件应随到随办；对急件应在三天内或按来文要求的时限办复；一般公文需办复的，应在一周内最迟不超过十五天办复，需要研究而不能马上答复的，也要及时书面或口头简要回复。
部办公厅每月定期向部内各司局通报公文催办情况。
第二十七条 承办单位收到公文后，应按时限要求抓紧办理，不得延误、推诿。对确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或者不适宜由本单位办理的，应当迅速退回交办的文秘部门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八条 凡涉及部内其他司局或有关单位的问题，主办单位要与有关单位协商、会签。协商意见不一致，要如实反映。
会签公文，先经主办单位处（室）及司局领导核签，再交相关单位会签。会签单位司局领导应签署明确意见。
会签单位如须修改原件内容，应及时向主办单位提出，协商解决，或另纸表明意见，不要直接在原件上圈、改、涂、划。
会签公文如系急件或重要密件，主办单位人员应直接送请有关单位签办。
第二十九条 属于本部职权范围的事项，由本部自行发文。须经国务院审批的事项，经国务院同意后，也可以由本部发文，文中注明经国务院同意。重大问题必须报请国务院批转的，由主办单位代拟批转稿，经部长审核签署后以部名义上报。
第三十条 草拟公文应当做到：
（一）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如提出新的政策规定，要切实可行，并加以说明。
（二）情况确实，观点明确，逻辑严谨，条理清楚，语句通顺，文字精炼，书写工整，标点准确，篇幅力求简短。
（三）人名、地名、数字、引文准确。引用公文应当先引标题，后引发文字号。日期应当写具体的年、月、日。
（四）结构层次序数，第一层为“一、”，第二层为“（一）”，第三层为“1、”，第四层为“（1）”。
（五）必须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六）用词用字准确、规范。文内使用简称，一般应当先用全称，并注明简称。
（七）公文中的数字，除成文时间、部分结构层次序数和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具有修辞色彩语句中作为词素的数字必须使用汉字外，应当使用阿拉伯数码。在一件公文中，同一类数字的使用前后应一致。
（八）草拟文稿首页，要按“发文稿纸”格式准确填写。草拟电报稿，要用规范的“发电稿纸”，除确有必要外一般不写抄送单位，文字力求简短。
第三十一条 司局发文的文稿须经主管处长核签，各司局综合处或办公室审核；以邮电部名义发文的文稿，由主办单位领导核签后送办公厅秘书处审核。审核的重点是：
（一）是否需要行文。
（二）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
（三）提出的要求和措施是否明确、具体，切实可行。
（四）是否与有关单位协商、会签，意见是否一致。
（五）文字表述、文种使用、公文格式、秘密等级、紧急程度等是否符合本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六）主送、抄送机关是否适当，单位名称、人名、地名、数字、引文是否准确，附件是否遗漏。
第三十二条 上报邮电部的公文，如不符合本实施细则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和第三十条第一项的规定，文秘部门可退回呈报单位。
部内各司局草拟的公文稿若不符合本实施细则规定，且问题突出或需作较大修改的，办公厅文秘部门应退请拟稿单位修改。
第三十三条 部公文制发的形式主要有五种：《邮电部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函》、《邮电部办公厅文件》、《邮电部司局发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任免通知》等。
第三十四条 五种公文适用范围的划分及签发权限
（一）《邮电部文件》
下列《邮电部文件》，经部领导研究后，由分管副部长签署意见，送部长签发：
1．关于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定的部署和措施，向党中央、国务院的请示、报告；
2．需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协商的重大事项及同上述单位的联合发文；
3．关于全国通信行业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邮电通信发展长远规划与年度计划的上报和下达；
4．关于通信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规划及相关配套改革措施的上报和下达；
5．关于全国邮电工作的部署和检查，对邮电经营决策的重大调整与改革；
6．关于报请审批的邮电法规草案，通信行业行政规章，通信发展技术政策，国家公用通信网技术体制，重大科研项目的推广应用及开办新业务的上报和下达；
7．关于邮电资费的调整和改革；
8．关于邮电财务制度、工资、劳保福利的全面调整和重大改革；
9．关于邮电重大投资项目、重大对外合资合作项目及重大科研项目的上报和下达；
10．代表国家参加国际通信组织，签订政府间的邮电协定，处理政府间有关通信事宜及重要外事活动的上报和下达；
11．关于司局级单位的机构设置和撤并。
下列《邮电部文件》，由分管副部长签发；其中涉及其他副部长分管的工作，须经相关副部长审核；涉及重大问题，送部长核批：
1．向国务院办公厅、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科委、国家教委等有关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发出的一般性业务工作范围的公文；
2．关于各项计划任务在执行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公文；
3．关于邮电通信、生产、经营、外事、基建、科研、教育等方面的重要公文；
4．关于综合性规章制度的发布，以及以部名义进行的科技成果鉴定及设备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公文；
5．各司局根据部领导交办而须以部名义发出的公文。
下列《邮电部文件》，由办公厅主任签发：
1．转发国务院文件；
2．会议通过并授权代签的公文；
3．按照部“三定”方案规定，属于各司局职责范围内决定的问题，但须以部名义发出的公文；
4．经部领导批准由主管司局拟办的公文。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函》（以下简称部函）
“部函”，主要用于对邮电部门以外的单位行文，即虽属各司局职责范围内能决定的业务问题，但必须以部的名义发出的公文。
“部函”由办公厅主任签发，其中内容重要的经主管副部长核批。
（三）《邮电部办公厅文件》
《邮电部办公厅文件》系《邮电部文件》的辅助形式，按部文对待。由办公厅主任签发，盖办公厅印。
1．转发国务院各部委的重要文件；
2．部领导交办的重要事项；
3．属于主办司局职责范围的业务问题，因涉及其他单位，不宜以司局文发出的综合性文件；
4．批转或印发综合性材料；
5．印发全国邮电管理局长会议通知等。
（四）《邮电部司局发文》
《邮电部司局发文》由司局领导签发，内容为：
1．转发国务院有关部委的一般业务性公文；
2．与各部委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所属有关部门联系日常工作的公文；
3．属于具体执行部定计划或任务而发出的一般公文；
4．各司局召开的专业会议通知等方面的公文；
5．属于邮电内部专业性的处理程序、操作规程、维护制度、工程质量监督等方面的公文；
6．以司局名义进行的通信业务资格审查、通信设备质量认证和监督检查、科技成果鉴定与转化、审计、监察等方面的公文；
7．属于各司局职责范围内的业务方面的公文。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任免通知》
部管司局级以上行政干部的任免、离休、退休，经部长签发后，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任免通知》。
第三十五条 审批公文，主批人应当签署明确意见，并署姓名和审批时间。其他审批人圈阅，则视为同意。
第三十六条 文稿一经签发，即为定稿，未经签发人准许，不得擅自修改原意。
第三十七条 草拟、修改和签批公文应在文稿装订线内书写，并要求一律使用钢笔或毛笔。公文稿要卷面整洁，字迹清晰。修改较乱的要清稿。
第三十八条 部文印室缮印公文，应按轻重缓急安排，保证质量和时限要求，做到格式规范、墨色均匀、文字清晰、装订整齐、份数准确。校对应认真细致，准确无误，如发现原稿不妥之处，应及时与拟稿人商洽。校对应使用专业校对符号。缮印公文应在文稿首页注明打字、校对者姓名。
第三十九条 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及国家各部委印发的秘密公文，除绝密级和注明不准翻印的以外，经部领导或办公厅主任批准可以翻印。翻印时，应当注明翻印的机关、时间、份数和印发范围。密码电报不得翻印、复制，不得密电明复、明电密电混用。
第四十条 公文的登记、封发应及时准确。做到当日文件当日封发，不得积压延误。
（一）部发文由部文电室登记、封发，各司局发文由各司局文秘人员登记、装封后交文电室发出。
（二）公文在封发前须将公文编号、标题、分发去向登记清楚。
（三）凡属“秘密”以上的机要件，文秘人员应交文电室机要通信员签收，严防丢失、损毁和失泄密。
（四）对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相关部委的特急件，文电室收到后，应立即派专人投送。
特急件的确认，应以司局长以上领导签字为准。
第四十一条 传递秘密公文必须采取保密措施，确保安全。利用计算机、传真机等传输秘密公文，必须采用加密装置。绝密级公文不得利用计算机、传真机传输。

第六章 公文管理
第四十二条 公文运转、交接的各个环节，必须建立登记、签收、注销等制度，并定期清理。
第四十三条 各级领导参加会议带回的文件，应开列清单，及时交文秘部门登记处理。
第四十四条 送领导传阅的公文，应及时送阅。领导人阅批的公文退回后，文秘人员应即行清点并查阅有无领导批示，以防遗失和误事。
第四十五条 各种公文、资料要妥善保管，如发生丢失，应认真查找。对丢失文件者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工作人员调离机关时，必须清退其保留的全部公文。
第四十六条 秘密公文的收发、登记、保管应指定专人负责，并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

第七章 公文立卷、归档和销毁
第四十七条 公文办理完毕后，承办人员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有关规定，及时将公文定稿、正本和有关材料整理好，送交文秘人员立卷。电报随同文件一起立卷。
第四十八条 公文归档，应当根据其相互联系、特征和保存价值分类整理立卷，要保证档案的齐全、完整，能正确反映本机关的主要工作情况，以便于保管和利用。
第四十九条 本部与外单位联合办理的公文，原件由主办单位立卷，其他单位保存复制件。部内司局间联合办理的公文，收文原件、发文定稿、正本及有关材料由主办单位立卷归案，其他单位保存正本。
第五十条 远程传输的公文应同寄发的正式公文一并立卷、归档；传真文件如需归档，应另行复印，以便保存。
第五十一条 公文复制件作为正式文件使用时，应当加盖复制单位证明章，视同正式文件妥善保管。
第五十二条 案卷应当确定保管期限，按照规定于次年6月份前向档案部门移交。个人不得保存应当归档的公文。
第五十三条 没有归档和存查价值的公文，经过鉴别和主管领导人批准，可以定期销毁。销毁秘密公文，应当进行登记，由二人监销，保证不丢失、不漏销。销毁绝密级公文，应有机要人员监销。

第八章 印章使用与管理
第五十四条 印章使用手续
（一）公文用印，凭签发人签名为据。
（二）用邮电部印章，经部领导或办公厅主任批准。
（三）用部领导人名章，由本人批准；部和机关上报财会例行报表和申请经费须用邮电部印章和部领导人名章，由主管该项工作的司局领导批准。
（四）用厅、司、局印章，由厅、司、局领导批准；用处（室）印章，由处（室）领导批准。
第五十五条 用邮电部印章和厅、司、局印章均应填写用印单，并按审批权限办理手续。
第五十六条 各类印章应指定专人保管、使用。
使用印模缮印公文，印章管理人员应到现场监印，带有印章的废弃页，由管理人员监督销毁。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行政规章方面的公文，部将另行制订处理办法。外事方面的公文，按外交部制定的办法执行。
第五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邮电部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五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1994年11月1日起试行，其他有关邮电部公文处理的规定，凡与本实施细则不一致的，以本实施细则为准。


 `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式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400031）


摘要：本文运用“双重获得合意”理论论证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式产生的必然性。接着文章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作了理论分析，论证了其合理性，指出其根本属性是契约性，其价值有公正、效益和安定。文章并简要介绍了仲裁与调解在国内外的起源和发展的情况。最后，文章提出了完善我国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的几点构想。

关键词：纠纷解决；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双重获得合意；契约性;制度设想

近年来，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领域，有一种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起来的趋势。这种“仲裁－调解”程序经常被应用于许多商事案件的处理之中，法院对这种做法亦表示了认可。在国外，1997年一个关于ADR实践的调查表明，在接受调查的600多家公司中，大约40％曾经尝试过“仲裁－调解”程序。 [1]但反对这种做法的人也不在少数。仲裁与调解能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能否产生良好的效果，在国际仲裁界引起了持久而热烈的讨论。笔者不揣浅陋，从纠纷及其解决的一般原理出发，提出并论证了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并提出了完善我国“仲裁－调解”制度的一些构想，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概述
（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概念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一种复合式的争议解决方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泛指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任何ADR程序。 [13 主要包括：
1、“先调解后仲裁”（Med－Arb）。其含义是，当事人为解决争议，先启动调解程序，调解不成或调解成功后再进入仲裁程序。
2、“仲裁中调解”（Arb－Med）。其含义是，当事人为解决争议，先启动仲裁程序，在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仲裁员对案件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或调解成功后，再恢复进行仲裁程序。
3、“影子调解”（shadow Mediation）。其含义是，当事人为解决争议，先启动仲裁程序，在仲裁阶段的恰当时候，启动平行的调解程序，由调解员对争议进行调解。如果调解成功，则了结争议；如果调解不成，则争议由仲裁解决。
４、“调解仲裁共存”（Co－Med－Arb）。这是一种结合了调解，影子调解，小法庭和仲裁诸因素的程序变体。在这种程序中，调解员和仲裁员相分离，但他们都参加法庭听证，仲裁员不参加调解员私下会晤，调解员要向仲裁员披露在调解中所获悉的秘密。随着仲裁程序的发展，调解员旁听全过程，并可在适当时候对当事人进行调解。[14]
5、“仲裁后调解”（Med-Post-Arb）.是指当事人在仲裁程序终结后利用调解程序解决仲裁裁决执行中的问题。由于执行中的调解与仲裁程序的终结之间可能存在时间上的不连贯 ，因而这种方式更接近于独立的调解或临时调解。
〈仲裁规则〉）规定的是第二种。而国际上一般认为仲裁调解相结合包括了二者结合的各种形态，均用Med－Arb来表示。因此，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第二种方式。但其原理对其他方式亦有一定的适用性。
（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性质
关于仲裁的性质，目前学界有四种不同主张，即司法权论、契约论、混合论以及自主论。而关于调解的性质，通常认为只具契约性，也有人认为在一些国家它还具有司法性。作为仲裁与调解的结合，仲裁与调相结合制度的性质就更为复杂。笔者以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尤如仲裁一样，只具有契约性。
首先，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起源来看，它具有明显的契约性。在仲裁中进行调解是中国从20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它的出现正是为了适应当事人的需要，可以说，它是许许多多的当事人在意思自治基础上反复、长期实践经验的结晶。
其次，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程序来看，它也具有明显的契约性。是否提起仲裁，在仲裁中可否进行调解，仲裁机构的选定，仲裁员和调解员的选任，仲裁员在调解中的角色和作用，程序如何进行，是否达成和解协议等都要由当事人合意决定。并且，当事人还可以约定调解成功或不成功的后续程序如何进行，以及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和仲裁员的陈述意见、建议和方案等事项在以后的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中的可采性。总之，与仲裁中与调解有关的各个阶段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而具有显著的契约性。
第三，不能因为法律确认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便认为它具有司法性。法律对这一制度进行确认的目的，只是借助国家权力来保障这一制度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限制它不向背离法律基本原则、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向倾斜，这与以行使国家权力为特征的司法性并无必然联系[15] 。比如，当事人意思自治是私法领域内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但对该原则的适用，法律既鼓励、支持，也限制、监督，但不能因此认为该原则具有司法性。必须明确，司法性不同于法律性，前者只关注法的适用，而后者还包括立法。法律之所以规定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法院之所以支持和监督这一制度，正是在私法领域内，承认并保障当事人在不违背强行及公共政策的前提下，适当行使选择争议解决方式的自由。
第四，仲裁立法和仲裁实践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的契约性。1958年《纽约公约》使弱化法院干预，强化仲裁效益的精神得以确立。在仲裁调解立法方面，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80年制定的《调解规则》、1985年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为标志，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受到空前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非仲裁地化亦以摆脱仲裁地法院干预，实现完全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为目的。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成为国际仲裁中心的竞争，仲裁立法愈趋自由化，以便为仲裁提供更为宽松、优越的环境。
第五，混合论看似公允，但认为一种法律制度同时具有好几种属性，于逻辑上很难说得通。事物性质指的是该事物的本质属性，一个事物同时具有好几个本质属性，与哲学原理是相矛盾的━事物的本质属性只有一个。
第六，自治论注意到了现代商业需要对于仲裁的巨大促进作用，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当前大多数的仲裁实践还是在具体的国家法律框架内进行的，游离于国家法律之外的仲裁、调解虽有增长趋势，但还没有形成主流。因此，自治理论尚不足以概括仲裁、调解的全部现实，因而也难以说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的本质特征。
（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价值目标
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方式之所以能够存在，肯定是有着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换言之，正是由于某种纠纷解决方式有着独特的功能，才使得它能够得以产生发展。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也不例外。
仲裁与调解作为仲裁方法的扩展，其价值目标与仲裁的价值目标有重叠之处，但又有所不同。笔者以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除具有仲裁的基本价值--公正、效益之外。它还具有“安定”的价值。为了避免重复，笔者将“公正”价值，“效益”价值放到本文的“理论争鸣”部分予以论述，这里只讨论“安定”价值。
所谓“安定”，是指生活或形势平静、正常、稳定。[16]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允许以和解协议解决当事人之间复杂的法律争议，在当事人之间建立合意，满足双方的经济利益。由于体现了双方的自愿，和解能够激发当事人履行协议的诚意，从而保证了调解结果的相对稳定性。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讲，和解超出了纯粹的法律和经济范畴，它能够合理扩张，延伸到单纯的仲裁难以触及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领域，有效地保持和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增加远期利益，在当事人之间以至社会上形成了更为广阔的安定局面。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实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家法律的统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合乎法律与合乎情理的统一。”[17]
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起源和发展。
（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做法起源于中国，是与中国深厚的调解文化分不开的。早在西周时期，我国便有了关于调解的历史记载。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国的调解观念已是根深蒂固，形成了深厚的社会文化积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首创的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做法，可以说是传统文化和现实需要激情碰撞的结晶，被誉为“东方经验”。[18]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仲裁，以及在仲裁中进行调解，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受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1956年的《仲裁程序暂行规则》中没有规定调解。但在仲裁实践中，受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的影响，调解逐渐被提升至相当高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又与美国仲裁协会共同创造了“联合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是仲裁史上的又一创举。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8年，贸促会制定的《仲裁规则》第37条规定可以对仲裁条件进行调解。这是我国首次在仲裁规则中规定调解。94年修订的仲裁规则在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方面增加了若干重要条文。94年颁布的仲裁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认和规定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
第三阶段，2000年10月颁布的第六套仲裁规则进一步发展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包括增加规定了当事人在仲裁程序开始前进行的调解如何与仲裁相结合，并且通过简易的仲裁途径使得调解所取得的成果具有了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
（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在国外的起源和发展
受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法律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以及经济纠纷多样化的影响，仲裁不断受到诉讼和调解的冲击；另一方面，由于过于强调正当程序，过于强调其司法性，仲裁如同诉讼一样，“如大象一样笨拙费力，但却没能节省法官半点的才智”，并且也无权将固执的当事人说合。仲裁变得过分缓慢，过分正式僵硬，过分昂贵。[19] 这使得商业交易的当事人感到厌烦并转而寻求替代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与仲裁相结合便是其中的一朵“奇葩”。[20]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者都意识到“重视、适应并满足当事人的需求是至关重要的。”[21] 从而在各自的立法中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作出了规定。
１、立法规定
（１）大陆法系。由于大陆法国家传统上允许法官调解案件，这一做法自然也惠及于仲裁。但仲裁员在仲裁程序中进行调解的做法通常未为法律明文规定，只是荷兰例外。荷兰1986年的《仲裁法》第1043条规定了仲裁员可以尝试调解。 [22]
（２）普通法系。传统上对法官和仲裁员进行调解持反对态度的一些普通法国家，近来态度却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如1993年和1999年英国商事法院发布的指导性的司法陈述（Practice statement），鼓励当事人以诉讼的方式来了结案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1996年制定的《仲裁与调解法》，该法第80条规定，仲裁员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在仲裁中可以调解案件。
２、仲裁规则
世界上各仲裁机构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态度不尽相同。有的明确规定仲裁员有权对同一争议进行调解，如印度仲裁院的仲裁规则第42条允许先调解后仲裁的纠纷解决方式。有的仲裁规则只是一般性的将调解作为解决争议的一种可能方式，但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调解方式，如美国仲裁协会《商事仲裁规则》。有的仲裁规则规定，仲裁员可以用最经济的办法来解决争议，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尽管具体规定各不相同，但各仲裁规则几乎都实际上允许仲裁员担任调解员。
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的法理学本质
何谓纠纷？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国学者顾培东先生认为冲突的法学本质是：主体的行为与社会既定秩序和制度以及主流道德意识的不协调或对之的反叛。[2] 日本学者千叶正士认为，纠纷（conflict）涵盖了冲突、争执、竞争、混争等方面。[3]笔者以为，不管如何对纠纷进行定义，从实质上看，纠纷就是围绕利害关系产生的对立，是现有关系的失衡。仅就微观而言，这种失衡是纠纷主体之间利害关系的失衡；而就宏观方面来说，这种失衡是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的局部出现了不平衡。因此，纠纷的形成既是纠纷主体相互行为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关社会成员的价值准则、社会规范的状况，以及作为社会介入之标志的第三方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纠纷解决的过程及其结果。[4] 故而，我们应当重视纠纷与社会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将纠纷的解决视为一种社会过程，从参加过程的个人行动层次上把握其解决。另外，我们不能一味强调纠纷对秩序破坏的一面，强调纠纷的解决对秩序的恢复，还应当同时看到纠纷之解决的创造作用，看到其形成新秩序、新关系的一面。
针对纸面上的法律与实际上的法律（即活法）之间存在的隔阂，以解决纠纷和审判程序方面的开拓性学说而闻名于世的日本学者棚濑孝雄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从制度分析转向过程分析”的口号，认为关于解决纠纷和审判的研究尤其要着眼于主体的侧面，特别是程序参加者的相互作用；纠纷处理结果的正当性和约束力的基础是交涉性的合意，过程分析的两个基本的价值性因素是主体与合意。评价纠纷处理过程功能的标准有四个，即纠纷的终结、满意的程度，社会效果及代价。[5] 笔者认为，纠纷当事人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纠纷解决效果的最为本质性的标准，因为纠纷解决制度归根结底是为当事人服务的。现代民法理论认为，私权主体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的“经济人”，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被假定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此，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现代民法的灵魂。[6] 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解决纠纷，自然就会感到满意，因为一方面纠纷的解决是由其合意进行的，他没有理由不满意；另一方面，按照自己的意思解决纠纷，他们还会有一种人格受到了尊重，被平等对待了的感觉。而这正是影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过程及结果接受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没有合意，就没有纠纷的最终解决。当事人的合意是纠纷解决的绝对的正当性原理。[7] 在这里我们必须将纠纷的解决与了结分开来。[8]也正因为如此，棚濑孝雄提出了“双重获得合意”的纠纷解决研究的理论框架，即纠纷处理的开始和最终解决方案的达成，均须获得当事者的合意。[9]
那么，以合意为本质特征的调解，能否达到真正的合意呢？答案是：很难。棚濑孝雄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他将对立消除型调解分为判断型、交涉型、治疗型、教化型四种，并认为会因种种困难，而在四种调解模式之间出现反复流动的不安定态势，表现出“合意的贫困化”，具体表现为：第一、合意向“同意”变质，即如果把发现“客观的正确解决”作为调解的目的，调解者的判断就会在程序中占主导地位，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只是对这种判断的“同意”。第二、合意的“好意”化，即合意已不仅仅是在解决纠纷这一点上的意思一致，而且有了约定“消除对立并恢复友好关系”的合意，这样就抑制了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导致了其内心并不情愿的妥协。第三、合意向“恣意”的变质，指当事人不能理性地控制合意的内容，强力的一方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对方。[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