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县市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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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县市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的通知
贵州省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县市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的通知
州府办发［2006］97号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政府各部门：
《县市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已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县市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
考 核 办 法
一、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05〕52号)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州地人民政府（行署）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的通知》（黔府办发〔2005〕55号）精神，建立县、市人民政府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度，制定本办法。
二、各县、市人民政府对《黔西南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确定的本县、市内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负责，县（市）长为第一责任人。
三、根据《规划》确定的相关指标和生态退耕、自然灾害等实际情况，经批准下达给各县、市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等考核指标，作县、市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
四、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遵循客观、公开、公正的原则。从2006年起，每五年为一个规划期，在每个规划期的期中和期末，州人民政府对各县、市各考核一次。考核的标准是：
(一)各县、市辖区内的耕地保有量不得低于州人民政府下达的耕地保有量考核指标。
(二)各县、市辖区内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得低于州人民政府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考核指标。
(三)各县、市辖区内各类非农建设经依法批准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后，补充的耕地和基本农田的面积与质量不得低于已占用的面积与质量。
同时符合上述三项要求的，考核认定为合格；否则，考核认定为不合格。
五、考核采取自查、抽查与核查相结合的方法。
(一)各县、市人民政府要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每年组织自查，并向州人民政府报告耕地保护责任目标的履行情况。
(二)州国土资源局受州人民政府委托，每年对国土资源保护政府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时，对各县、市耕地保护责
任目标履行情况进行抽查，作出预警分析并向州人民政府报告。
(三)在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年，由州国土资源局会同州农业局、州监察局、州审计局、州统计局等部门，对各县、市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进行考核，并将结果报州人民政府。
六、我州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提供的各县、市耕地面积、生态退耕面积、基本农田面积以及分等定级的数据，将作为考核参照依据。
各县、市人民政府要将基本农田落实到地块和农户。要按照国家统一的规范，加强对耕地及基本农田的动态监测，在考核年向州国土资源局、州农业局提交耕地、基本农田的面积和等级情况的监测调查资料，并对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州国土资源局采用抽样方法，建立抽样调查制度，会同州农业局对耕地、基本农田面积和等级情况进行核查。
七、州人民政府对各县、市的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结果进行通报。对认真履行责任目标且成效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具体办法由州国土资源局商州有关部门拟订)，并在安排年度农用地转用计划、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时予以倾斜；对考核认定为不合格的责令整改，限期补充数量、质量相当的耕地和补划数量、质量相当的基本农田，整改期间暂停该县、市农用地转用和征地审批。
八、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结果，列为县、市人民政府第一责任人工作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对考核确定为不合格的县、市，由州监察局、州国土资源局对其用地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按程序依纪依法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九、各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制定对下一级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
离婚损害赔偿中第三人之可诉性研究
——兼论《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缺陷与修改
按照我国《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凡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以及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从而确立了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按照上列的四种法定情形，其性质既属于故意之过错，又属于侵权之过错。而对于此种明知故犯的侵权行为，法律却限定只能在配偶之间主张损害赔偿，而不允许向配偶之外的共同侵权第三人主张权利，显然既不符合侵权法的立法宗旨，又有悖于中华民族的传统婚姻道德及社会主义公德。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引起国家立法机关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我国现有法律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制度设计
(一) 我国婚姻法的规定
我国“50婚姻法”和“80婚姻法”均无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婚姻法的决定中，增加了离婚损害赔偿即过错赔偿的内容，并作为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专条规定，全文如下：“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该条之所以如此规定，就修改婚姻法的背景看，从“80婚姻法” 到2001年修改婚姻法的20年中，我国的婚姻家庭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暴力及婚外性行为（主要表现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及重婚）已成为动摇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两大毒瘤，被列为当时立法中总结出的六大问题之核心（其他四个方面包括离婚妇女的财产得不到保障、对子女探望权难以实现、婚姻家庭不稳定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及老年人的赡养得不到保障）。因此，修改婚姻法时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人民的呼声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也是婚姻立法的一大进步。
（二） 三个司法解释的规定
为有效推进婚姻法的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于修改婚姻法的当年、2003年和2011年先后出台了三个关于适用婚姻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作为婚姻法的配套规范，指导、统一全国婚姻家庭审判工作。其中，直接涉及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内容分布如下：
解释（一）涉及五条内容：第一条对婚姻法中的“家庭暴力”进行了界定，即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第二条对婚姻法中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进行了界定，即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生活。”第二十八条对《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中的“损害赔偿”进行了界定，即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并指明凡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第7号）。第二十九条对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赔偿主体”进行了界定，规定“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第三十条专门规定了人民法院“告知”义务，即受案法院应当在受理离婚案件时，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等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书面告知当事人，并区别三种情况进行程序性处理。
解释（二）涉及两条内容：第一条规定，当事人起诉解除同居关系的，法院不予受理；但属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应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这是关于立案审查的程序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后，又以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为由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法院应当受理，但当事人协议离婚时已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或办理离婚登记一年后提出，则不予支持。该条是关于自愿登记离婚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救济途经，含有三层意思：一是当事人登记离婚后仍有权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是当事人协议离婚时明确放弃该权利的法院不予支持；三是登记离婚后的时间限制，即一年内主张侵权赔偿，过期则不予支持。
解释（三）涉及一条内容即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双方均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过错情形，一方或者双方向对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实际上是重申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关于请求损害赔偿之主体只能是夫妻间的“无过错方”，也重审了解释（一）第二十九条主张损害的权利主体为离婚中的“无过错方”，表明有过错的配偶则不能主张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三） 综合上列婚姻法及三个司法解释的规定，能够准确定位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乃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即赋予了“无过错方”的侵权请求权。而解释（一）第二十九条则明确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即离婚诉讼中“无过错方”之配偶，而不能向配偶之外的侵权人主张求偿。这是因为，解释（一）的该条规定已经从来自最高法院业务部门的理解中获得答案：一是最高法院刘春银法官在对解释（一）的理解与适用中明确指出：“该条所称的无过错方为合法婚姻当事人中无过错一方，且该项请求权只能向自己的配偶提出。”[1]二是最高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解释（一）答记者问中明确说明：“无过错方的此项请求只能以自己的配偶为被告，不能向婚姻的其他人提出”[2]。这就表明，修改婚姻法所增设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当事人求偿权之行使和侵权责任之承担，均只能限于离婚的配偶之间，而不能牵涉第三人。笔者认为，此确系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立法本意。因为，最高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解释（一）答记者问中已经十分明确的指出：“实践中有些人认为该条规定可以适用于不告自己的配偶，而是告第三者，或者把配偶和第三者都作为被告，根据立法的本意，这些理解都是不正确的”[3] 。
二、我国现行法律设计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之问题分析
如前所述，从国家立法机关修改婚姻法的历史背景看，1980年到2001年这20年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给国家开辟美好前景的同时，触动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变化，不稳定因素与日俱增，如婚外性行为、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逐趋严重。为遏制这些现象，立法机关倾听了社会呼声，在修改婚姻法时创设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并将其纳入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的专章规定。这一救助措施的设定，不但在当时是一种立法上的创举，而且10多年的实践证明，也发挥了一定的救助功能。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立法不可能一步到位，也很难作到完全性突破，因而不应当求全责备。然而10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本身的缺陷，尤其是离婚损害赔偿中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无法规治，制约了离婚诉讼中无过错方的权利救济，助长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4种情形的蔓延和加剧，影响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稳定与巩固。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助长了侵权第三人损人利己的恶行
从现实生活言，第三人与配偶的一方（即过错方）共同侵权，或重婚，或与之同居，或鼓动过错方实施家庭暴力，或唆使过错方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多数情况下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四种法定情形都有表现，有些第三人的恶劣程度甚至较之于过错配偶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第三人已经成为侵犯我国配偶权的帮凶，甚至成为我国婚姻家庭解体的罪魁祸首。就是这样一个损人利己的第三人，法律不但不予以惩治，而且还被排除在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之外，这无论从道德角度还是法律角度，都是说不通的，往往引起民众对法律的不理解和不信任。
第二，有悖于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原理
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并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其宗旨在于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稳定。[4]为贯彻这一立法宗旨，该法规定了一系列原理、原则、规则与方法，仅适用离婚损害赔偿的侵权第三人的，即有以下精神：一是，有过错即应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人明知其行为侵犯了婚姻当事人的配偶权、婚姻家庭权以及名誉权和财产权等，却故意为之，理当对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侵权责任。二是，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人与配偶一方共同侵害配偶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因而第三人应当受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无过错方的同案起诉，承担共同侵权损害的赔偿责任。三是，《侵权责任法》的利益平衡功能要求，《侵权责任法》强调损害填补或补偿功能，目的在于对受到损害的民事权益进行保护，旨在使其得以补救与修复。[5]另一方面，要求对侵权行为人施以制裁，否则不能平复受害人遭致的创伤，这就必然要求第三人同案接受司法制裁，以实现侵权责任法的利益平衡功能。如果说，“不允许任何人从自己的过错行为中获得好处”，是一个古老的自然正义法则，那么，任何人不得因自己的不法行为免受追究，则应作为现代司法正义之法则。
第三，制约了无过错方的正当权利救济
众所周知，离婚损害赔偿之诉中的“无过错方”，实际就是婚姻与家庭不幸中的受害人，他（她）之不幸是由于自己的配偶与第三人勾搭成奸并促使其家庭破裂、婚姻解体。从某种程度讲，第三人的恶行甚至比自己的配偶更无耻，更可恶。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破裂了，原本恩爱的夫妻感情死亡了，其内心之痛、离弃之恨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面对受害人的这种无助处境，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却不准受害人向侵权第三人起诉，在第三人免除侵权责任的前提下，受害人的正当权益何以实现，且不说索赔无望，甚至连法定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道义上的安抚都无法获得。法律之正义何以体现？
第四，加剧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不稳定
笔者研究发现，我国从“50婚姻法”到“80婚姻法”的30年大跨度中，我国婚姻家庭的保守型状态，使我国婚姻家庭在这一时期相当稳定和谐，即使局势动荡多变，如建国初期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及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革”十年内乱的痛苦经历，夫妻和谐，家庭稳定，在建国60多年中离婚率最低，成为我国婚姻家庭稳定和谐的“黄金时期”。[6]而“80婚姻法”到2001年修改婚姻法的20年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反映在婚姻家庭上即是动荡与不安，2001年到现在更是恶作剧式的巨变。据媒体透露，仅2011年的一季度，我国就有46.5万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较2010年同期增长17.1%。[7]
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立法修改之必要性与可行性
从理论上说，法律规则从其颁布时就是过时的，法律漏洞是绝不可避免的。[8]其原因在于，法律规则的相对稳定与社会发展之快速所形成的不协调性。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发出感叹，认为法律应当具有成长的品质，不但要规范现在的社会，还要引导社会的发展。[9]就本文所论离婚损害赔偿中第三人的侵权责任之承担，当时规定不作为侵权主体参与诉讼，可能具有其合理性，但十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确有不合理性，且其可诉性无可置疑，因此，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修改巳经具备了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修改之必要性分析
首先，婚姻法修改在前，宪法修改在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再修改具备了宪法根据。根据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规定：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人权入宪是本次修宪的标志性亮点，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对其他部门法的制定、修改或废除具有决定性、引领性作用，给婚姻法的修改奠定了基础。而且，强化广大妇女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本身即是宪法人权保障精神之体现。因此，婚姻法相关条文的再修改，已属顺理成章之事。
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分级管理办法》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分级管理办法》的通知
保监发〔2013〕41号
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
为规范保险公司业务范围管理，建立健全保险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促进保险行业专业化、差异化发展，根据《保险法》、《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我会制定了《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分级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国保监会
2013年5月2日
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分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保险公司业务范围管理，建立健全保险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促进保险行业专业化、差异化发展，引导保险公司集约化、精细化经营，根据《保险法》、《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保险公司，是指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批准设立，并依法登记注册的保险公司。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业务范围，是指保险公司的原保险业务，不包括再保险业务、保险资金运用业务和代理销售其他保险公司的产品。
中国保监会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对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分类方式
第四条 根据保险业务属性和风险特征，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分为基础类业务和扩展类业务两级。
第五条 财产保险公司基础类业务包括以下五项：
（一）机动车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
（二）企业/家庭财产保险及工程保险（特殊风险保险除外）；
（三）责任保险；
（四）船舶/货运保险；
（五）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险。
第六条 财产保险公司扩展类业务包括以下四项：
（一）农业保险；
（二）特殊风险保险，包括航空航天保险、海洋开发保险、石油天然气保险、核保险；
（三）信用保证保险；
（四）投资型保险。
第七条 人身保险公司基础类业务包括以下五项：
（一）普通型保险，包括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
（二）健康保险；
（三）意外伤害保险；
（四）分红型保险；
（五）万能型保险。
第八条 人身保险公司扩展类业务包括以下两项：
（一）投资连结型保险；
（二）变额年金。
第三章 准 入
第九条 新设保险公司，只能申请基础类业务。
第十条 新设财产保险公司申请基础类业务时，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以人民币两亿元的最低注册资本设立的，只能申请一项基础类业务；
（二）每增加一项基础类业务，应当增加不少于人民币两亿元的注册资本；
（三）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新设人身保险公司申请基础类业务时，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以人民币两亿元的最低注册资本设立的，只能申请第一项至第三项中的一项；
（二）每增加前三项中的一项，应当增加不少于人民币两亿元的注册资本；
（三）申请前三项以及第四项、第五项之一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十亿元；
（四）申请全部基础类业务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十五亿元；
（五）申请第四项、第五项的，必须同时申请前三项；
（六）申请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的，应当具有专项内控制度、专业人员、服务能力、信息系统和再保险方案；
（七）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四章 变 更
第十二条 保险公司变更业务范围，应当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第十三条 保险公司获得基础类前三项业务经营资质后，方可申请增加扩展类业务，且每次不得超过一项，两次申请的间隔不少于六个月。
第十四条 财产保险公司申请农业保险业务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持续经营三个以上完整的会计年度；
（二）最近三年年末平均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十亿元；
（三）上一年度末及最近四个季度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50%；
（四）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五）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保险公司申请开办农业保险业务，须在完成业务范围变更后，再依法向中国保监会提交开办申请。
第十五条 财产保险公司申请特殊风险保险业务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持续经营三个以上完整的会计年度；
（二）最近三年年末平均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十亿元；
（三）上一年度末及最近四个季度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50%；
（四）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有效，各项风险控制指标符合规定，上一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为A类或B类；
（五）有专项内控制度、专业人员、服务能力、信息系统和再保险方案；
（六）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七）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财产保险公司申请信用保证保险业务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持续经营三个以上完整的会计年度;
（二）最近三年年末平均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二十亿元；
（三）上一年度末及最近四个季度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50%；
（四）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有效，各项风险控制指标符合规定，上一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为A类或B类；
（五）有专项内控制度、专业人员、服务能力、信息系统和再保险方案；
（六）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七）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财产保险公司申请投资型保险业务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持续经营三个以上完整的会计年度；
（二）最近三年年末平均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三十亿元，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总体净盈利；
（三）上一年度末及最近四个季度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50%；
（四）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有效，各项风险控制指标符合规定，上一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为A类或B类；
（五）有专项内控制度、专业人员、服务能力、信息系统和再保险方案；
（六）有独立的资金运用管理部门，建立了完善的资金运用管理制度、风险控制管理制度；
（七）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八）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八条 人身保险公司申请投资连结型保险业务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持续经营三个以上完整的会计年度；
（二）最近三年年末平均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二十亿元；
（三）上一年度末及最近四个季度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50%；
（四）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有效，各项风险控制指标符合规定，上一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为A类或B类；
（五）有专项内控制度、专业人员、服务能力、信息系统和再保险方案；
（六）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七）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九条 人身保险公司申请变额年金业务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持续经营六个以上完整的会计年度；
（二）获准经营投资连结型保险业务满三年；
（三）最近三年年末平均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三十亿元；
（四）上一年度末及最近四个季度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50%；
（五）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有效，各项风险控制指标符合规定，上一季度分类监管评价结果为A类或B类；
（六）有专项内控制度、专业人员、服务能力、信息系统和再保险方案；
（七）有稳定的投资管理团队和稳定的过往投资业绩；
（八）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九）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条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或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中国保监会可以依法责令其停止接受新业务或限制其业务范围。
第二十一条 中国保监会责令保险公司停止接受新业务、限制业务范围以及保险公司主动申请减少业务范围的，保险公司应当妥善处理存续业务，继续履行承保责任，或依照《保险公司保险业务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将该项业务转让给符合资质的保险公司。
第五章 材料申报
第二十二条 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必须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十三条 新设保险公司申请健康保险业务、分红型保险业务、万能型保险业务的，应当提供关于专项内控制度、专业人员、服务能力、信息系统和再保险方案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四条 保险公司变更业务范围，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股东大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
（二）变更业务范围的可行性报告；
（三）关于专项内控制度、专业人员、服务能力、信息系统和再保险方案的证明材料；
（四）财产保险公司申请投资型保险业务的，还应当提供关于独立的资金运用管理部门、资金运用管理制度、风险控制管理制度的证明材料；
（五）人身保险公司申请投资连结型保险业务、变额年金业务的，还应当提供关于投资管理团队和过往投资业绩的证明材料；
（六）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专属财产保险公司、相互保险公司、保险互助社以及专业性保险公司不适用本办法，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专业性保险公司经营主营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七条 保险公司违反本办法，违规经营业务的，由中国保监会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